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各种监督制度极为复杂，且自成体系，因而不可能对其具体内容一一尽述；但只要以分权制约和正当程序为原则，就可逐步将这些制度纳入现代法治系统中来，实现对传统监督制度的改造。
结语
中国传统的监督制度模式有其无法避免的缺陷，其根源在于传统监督模式是人治的方式；而“监督制度的改造”则是以分权制约和正当程序为原则，以法治的方式进行监督制度模式的变革。其中，分权制约是改造的基础，而正当程序则是改造的核心。
作为监督制度改造的基础，分权制约通过权力的分立和分配，打破传统监督制度所处的权力体系；然后建立权力间制衡的关系，形成新的合乎法治的各种监督。而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将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程序就是这个技术手段。而程序并非完全技术性的，其内部同样有着“程序利益”，具有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正当程序才得以游走于形式与实质之间、往返于事实与规范之际，成为“法制体系中最生动活泼的领域”。[34]许多社会变革因而得以通过正当程序得以实现，对监督制度的改造也可以遵循这一道路。
应当看到，对监督制度进行改造，是由人治向法治转型过程的一部分。宏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难免以破坏规则、程序作为变革的代价；然而在多多少少带有权力色彩的“第一推动”之后，接下来应该走上“以法治推动法治、以程序推动程序”的良性循环，从而跳出“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监督制度的改造便是此过程中具体而微的一例，分权制衡和正当程序的形成与其说是“毕其功于一役”式的静态过程，不如说是在运行中不断反思、不断改善、不断循环的动态过程。
【注释】孙笑侠为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健鹏为浙江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Black’s Law Dictionary Fifth Edition.West Publishing Co.1979，p1290.
《人民日报》2005年2月17日新华社报道。
最广义的“监督”包括对君主、官僚和百姓的监督；但对百姓的监督通常属于普通的国家权力，例如连坐、保甲等等；而对君主和官僚的监督则属于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即狭义的、对权力的“监督”——从社会控制的角度看，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本文所探讨的“监督”便是后者这种狭义的概念。另外，由于这一狭义概念与“监察”类似，因此本文对“监督”和“监察”不作严格的区别。
《韩非子·定法》。
以上官制沿革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8－563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同上，第105页。
实行科举之后，监官主要来自于科举出身的进士，这个比例在宋代达到90％；在清代则明文规定只有进士出身者才能成为监管。参见 林雅：《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及其得失评析》，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林雅：《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及其得失评析》。
《资治通鉴·周纪一》。
“Impeachment”,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2002, vol XII, p247.
参见 黄越钦：《各国监察制度之比较研究》，台北翰芦图书公司1998年版。
"Impeachment". Senate Procedure: Precedents and Practices. (Washington, D.C.: GPO, 1981), p. 687-97.
此外还有许多因素使得参议院成为弹劾法庭的最佳选择。参见汉弥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1－335页。
张荣林：《中国
宪法上的监察权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研究论文第一二九种）1968年台北，第188页。
黄越钦：《各国监察制度之比较研究》，第243－244页。
十三起正式的弹劾案中，被判有罪的仅七起，且这七人均为法官；涉及弹劾的总统分别是约翰逊（1868）、尼克松（1974）和克林顿（1999），其中尼克松因提前辞职而停止了弹劾程序。参见黄越钦：《各国监察制度之比较研究》。
王晓天：《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的利弊得失》，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