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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生命贵在思想创造和超越，但这种创造和超越必须具有受托的实地。那么，中国法理学可以受托的实地、于斯跳舞的“罗陀斯岛”究竟是什么？我们的法理学家能否展开飞翔的翅膀冲向思想的天空，跳出这个“罗陀斯岛”？抑或脱离“罗陀斯岛”我们能够飞行多远？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西方法理学之影响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客观的态度。不管大家承认与否，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法学基本上受西方法学的宰制，我们现有的法学概念、认识框架、学术规范和研究范式、方法论，无一不是“舶来品”。至少从表层看，我们现代和当代的法学是西学式样和西方传统的，这对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的知识精英们确实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压力。此种压力在学人内心里形成深深的痛楚，生发封闭与开放、情感抵抗与理性认同之间的冲突，这种心理和文化冲突融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程，构成精英知识生成、知识融合、知识突破的框限。至少从法理学领域看，无视西方法理学理论和思想、方法对我们当下法学者思维的型塑作用，是不客观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承认或不承认这种影响，而在于我们到底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我相信学问是跨文化的，真正的法理学之学问也不应区分其国别性和地域归属。在法理学领域中研究的问题、分析问题的概念与方法、基本原理有一些是共通的，只是中外学者在“发现”这些问题、概念、方法和原理上可能存在出发点、视角和时间早晚的不同，而没有智性上完全不可通约的本质差异。事实上，由于上文提及的法理学发展历史“断裂”现象的存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与国外的法理学之间已经存在着思想上的隔阂，有“言路不通”的障碍。西方法理学传统一脉相承，基本上没有中断，当我们闭关锁国自说自话时，西方的理论继续依靠惯性演变。而等我们政治经济秩序甫定再拾法理学时，发现他人思想城头大纛更易、语言更变了。近十几年来，中国法理学者将学问重心之一放在移译欧美法理（哲）学方面，实在上情势所迫：要么对外国法理学界采取排拒态度，夜郎自大，唯我独尊 ；要么主动参与对话，将他人各家各派学说之优长融会贯通，生成中国风格之法律智慧和学术。舍此尚无上选之路。在我看来，新生代的法理学者（包括第五代和第六代学人）现下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学术作业之一还是介译西方法理学理论，而不是建立学派、独创体系。
面临“思想之自我殖民化”的压力，雄心勃勃、奋起“抗战”的学者会另寻他途。其中，提倡通过回望“轴心时代”、寻求本土资源建立汉语文明的法理学之方案或许是颇有诱惑力的。我把这种学术努力看做是中国人的“族性意识”在法学领域中的觉醒。从积极的方面看，它是中国近代以来学人面临内忧外患之困迫仍持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之确信的一种反映，是中国文化在复兴或跃迁之前的一种早觉的心动。无疑，这种心动获得了“轴心时代”之中国精神原动力的支持。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下列看法是有道理的：“人类仍然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出思想才智。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照我个人的理解，建立汉语文明的法理学，需要考虑的是未来的中国法理学要有中国人自己传统文化的底色，有中国之话语、范畴、方法、当下经验和问题。也就是说，在法理学领域要有中国人独特的思想贡献，它不完全是西方法理学学问的本土化，而是根基于中国本土固有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融通西人之智识，成就以“优美而精确”的汉语表达的法律思想体系。要完成这样一个宏愿，目前应该做的其实还是一个基础的作业，即首先要系统地整理中国历史上各家各人的法学著述，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分梳，澄清并复现中国法律思想之流变传承的心灵史轨迹，建立一个中国法律思想的“系谱”，继而形成“汉语版的法理学”诠释体系。这个工作不应由西方学者（包括西方的“汉学家”）来完成，因为无论西方人多么心系汉学、多么虔诚志业，都会避免不了“西方的东方想像”之域限，多少会流失一些中国学人感同身受的价值关切和“内在的”心性体悟。在这方面，中国的法理学者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理论诠释话语的权力之争，而且也包括中国传统法律智慧复兴和“建设现代中国文明的法律智慧” 之责任担当。假如有一天我们在本土的法理学思想和问题上失去了发言的能力和资格，那么就不仅失落了法理学之创造的精神动力，而且甚至可能丧失心性寄托之所，身陷于诸文化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由此，“心无定所”的痛苦将灵附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国法理学欲在国际法理学界争一席之地也终将成为痴人说梦。
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承继和发展亦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所不能够回避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已经型化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制度原则，通过经年的强化教育甚至积淀为人们的某种信念力量。无论学者们怎样想在“偶像的黄昏”里孤独地徘徊，最终也脱离不了已经形成的思想基地，不会离这样的思想基地太过遥远。假如换一种思路看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提出如下的设想：“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世界学术中心？”应当说，有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 ，有多学科几十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积累的知识财富，有新中国历史上按照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和建设之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有一流的学者参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有当下政治－法治实践问题之解释的理论诉求，我们没有道理不在这个研究领域走在国际学界的前沿，成为该思想体系的理论重镇。问题只是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进路和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这门学问：假如我们的法理学理论家像以往一样只是以意识形态的说教者的身份自居（政治家们也不一定期望理论家只担当说教者的角色），那么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之“学”的成分就会被简化而又无多少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教条所取代，以这样的“理论”不要说难以在国际法理学界去对话，即使在国内也会愈来愈失去市场，难以吸引优秀的理论人才为之持守薪火。我们说，维辛斯基版的“斗争法学”不能视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就在于它有太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较少理论和学术的性格。若以学术的眼光来建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的法理学界其实还缺乏一定的智识条件，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且不说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研究所知甚少，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经典文献也阅读不够，而直接能够运用德语、俄语等语言读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你读不通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基本文献，凭什么说这门学问的中心在中国呢？还有，当今中国的政治－法治实践哪些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的理论之源？或者说，我们怎样按照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总结中国当下的政治实践和法治实践？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阐释。故此，建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理论体系仍然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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