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法律甚至鼓励私力救济。《元史•
刑法志四》载，“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就通奸案而言，元明清律例皆允许私力救济：本夫杀死奸夫、奸妇者不为罪。《元律》规定：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妻妾，及为人妻杀其强奸之夫，并不坐。若于奸所杀其奸夫而妻妾获兔，其杀妻妾而奸夫获兔者，杖一百七。《明律》规定：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清律》承之，并注：“发于义愤，事出仓卒，故特原其擅杀之罪。”(张晋藩等，1992：347-348)
关于夜间防卫、亲属为人殴击时子孙的防卫，明清律基本沿袭唐律。清律为防止夜间防卫的滥用，除将“笞四十”改为“杖八十”外还补充道：凡事主(奴仆雇工皆是)因贼犯黑夜偷窃，或白日入人家偷窃财物，并市野偷窃有人看守器物，登时追捕殴打致死者，不问是否已离盗所，捕者为数多寡，贼犯已未得财，俱杖一百，徒三年，余人杖八十。为贼犯持杖拒捕者，登时格杀，仍依律勿论(张晋藩等，1992：362-363)。就后者而言，《大明律•刑律•斗殴》规定：“祖父凡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清律除允许“即时”杀死杀父祖的仇人外，还对非“即时”杀死仇人的三种情况分别处置，其中最严重的是“入缓决永远监禁”。概言之，明清律虽承认特定情形下的强力型私力救济，但原则上要求诉诸官府。尤其清朝，除现场即时报仇杀死凶犯的免刑外，一律按“擅杀”处罚私报仇者。但在实践中，私力救济可谓“清代民间社会中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吴欣，2001)。
20世纪中国几部
刑法都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如1912年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第14、367、377、382条，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第36、37条，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第23、24条。国民政府1930年最高法院上字第462号判决确认了私力救济合法之情形，并对自助行为的成立条件作了较全面的限定。 国民政府《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了自助行为，“为保护自己权利，对于他人之自由或财产，施以拘束、押收或毁损者，不负损害赔偿之责。但以不及官署援助，并非于其时为之，则请求权不能实行或实行显有困难者为限。”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
9、
10条，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第
5条，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第
17条，196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正稿)第
17条规定了正当防卫。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7、
18条，1997年新《
刑法》第
20、
21条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民法通则》第
128、
129条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但我国刑法和民法皆未规定自助行为和自救行为，也未见(原则上)禁止私力救济之规定。实践中因私力救济发生纠纷诉诸法院的，由法官依法理自由裁量。
简言之，我国对私力救济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允许和鼓励，尤其是先秦时期；二是限制，主要是限制复仇；三是原则上禁止，主要指禁止强力型私力救济，如复仇、武力的自助/救行为。日本学者穗积陈重曾将古代中国有关复仇的态度分为公开允许时代、限制时代和禁止时代，唐朝以后皆属禁止时代(西田太一郎，1985：73)。我国有学者认为，整个封建社会复仇制度的发展呈“马鞍型”，前面高的一头是汉，中间低谷是唐，后面次高一头为元，而明清相对元朝呈修低之势(钱大群，2001：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