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非否定生态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利益享受和费用承担平衡。显然，中央政府应当通过转移支付承担相应的成本，即贯彻受益者付费的原则。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正在加剧，如果将这归咎于地方政府的责任感，显然难敷众口。当地方政府的保护经费难以维系的时候，除了放任生态破坏后果的放生，还可能饮鸩止渴，参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筹集管理保护资金，19 最终使相关的法律成为具文，根本原因是制度的非科学性。
三、污染向农村的制度性转移
环境利益并不必然地为所有人享受，环境损害的也不是由所有社会群体承担，首先受到损害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美国危险废物的危害使有色人种首当其冲，日本污染损害也是向经济落后地区转移，20 拉丁美洲国家的环境损害后果，则持续地由土著居民承担，从199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注意。21 我国环境损害的后果主要也由弱势群体承担，不同之处是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我国农村遭受的污染主要有污水灌溉、酸雨、大气污染、废物占用、重金属污染和耕地破坏。目前，环境污染破坏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22 这是我国城乡二元状态造成的特殊问题，而我国的环境法律对此却完全处于失语状态。
城市向农村转移污染物的种类，主要是固体废物污染、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然而相关污染防治单行法并没有有效遏止此类污染的转移。对于固体废物的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2004年修订）只是规定了固体废物在省一级的不同地区之间转移，需要履行知情同意程序，但没有涉及固体废物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问题。尽管目前我国的固体废物只能在农村处置，但是接受固体废物的集体经济组织和所在的基层政府，应当事先知情同意，并取得合理的补偿对价。防止农村的水污染和酸雨危害，可以凭借的只有总量控制制度，即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和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控制区，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1996年修订）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1995年、2000年修订）只是授权省级以上的政府可以实施总量控制，而且没有规定为政府的强制性责任，更没有规定区县级政府实施总量控制。另外，在华北农村几乎没有地表水体，城市水污染物向农村转移的形式是污水直接排放，导致无法实施总量控制。
既然不能事先预防污染向农村转移，只能依赖事后的民事侵权制度，
《环境保护法》和污染防治单行法也作了相关规定。23 具体分析这些环境侵权民事法律制度，就会发现，对于救济农村大面积的污染，这些简单的规定实际上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