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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论述，参见林立著：《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页以下。
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6—367页。
后结构主义、新解释学（哲学解释学）、新实用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流派。参见赵光武主编：《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相关的论述还可参见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特里·伊格尔顿著：《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现状》，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等。
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
相关评论，参见林立著：《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35页以下。
德氏在谈到其“法律帝国”中的法官时，称之为帝国的王侯。对此，学者们耳熟能详。但学者们忽视了被他誉为“先知或预言家”的立法者。他认为，这个任务应落在哲学家们身上（参见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以下）。在此，人们不难发现德氏与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一样，走到一条道——乌托邦之道——上来了。他们的不同，只在于后者所强调的重点是由哲学家所制定的完美的法律(即由哲学家产出具有普适性特征的规则，再按该规则进行治理)，而前者所强调的是哲学家（具有“超凡魅力”的哲学王）本身及其统治。相关论述，参见陇夫：《柏拉图与德沃金》，载《法制日报》2000年8月15日。
事实上，“商谈理论”又被称之为“交往行动理论”或者“对话理论”，它们大体表述的是同一意思。但不同译法在中文的理解上却带来了一定的麻烦，这也表明翻译之不易和它的创造性。相关不同的翻译及论述，参见哈贝马斯著：《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薛华著：《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阮新邦著：《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哈贝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等。
加氏曾写道：“……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的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进行。因此，真正的谈话决不可能是那种我们意想进行的谈话”；“谈话是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ein Vorgang der Verstandigung）。因此，在每一场真正的谈话中，我们都要考虑到对方，让他的观点真正发挥作用，并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观点中，以致我们虽然不愿把对方理解为这样的个性，但却要把他所说的东西理解为这样的个性。在谈话中需要把握的是对方意见的实际根据，这样我们就能对事情达到相互一致看法。因此，我们并不是把对方的意见置回于他自身之中，而是置于我们自己的意见和猜测之中。”（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491—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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