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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配于中国罪苦的知识，其社会遭遇是屈辱的、可羞耻的，也是后来者可悲悯的、必记取的。作为一个笃爱自由的学人，费孝通先生目睹了自己和同仁、朋友们的沦陷，斯文扫地的羞辱、性命不保的恐惧、无告无助的痛苦、朋友失踪非命的惨烈、人神远离的绝望，他都经历了。他活过来了。他活成了明哲，他对“春天”不再闻问，他从民权滑落到民生，甚至想以晚年的彻悟、出路来规范早年的抱负，他说自己的一生不过“志在富民”，其情可感，其心可哀。后之明达君子，或可谅读、知人论世于费老乎？
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却是又一次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中国的时流在无远弗届地规范个人生活的同时，民间、体制外从来有一种清议，有一种重建生命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努力。中国的忧时伤国之士，因此能够在个人的不幸外获得历史和民众的赞辞。如范仲淹骄傲于“仲淹三贬而光”，他们确实并不孤独。而费孝通晚年的荣华富贵却在他的盟友和知识界那里有了不同的反应，笔者本人也强调过这一现象，“像金岳霖先生、朱光潜先生、冯友兰先生、费孝通先生、杨振宁先生等学贯中西的‘通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态度，曾经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
得失固不能为外人道，但费老一定深味过内心的凄苦、屈辱和孤独，他一定有过救赎的愿望，他因此不顾及老境的安适，风尘仆仆于中国大地的市场建设，他确实寄望也安身于民富。同时，在晚年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及并强调“文化的自觉”，他自觉是五四的孩子，他承认自己不易体会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他承认从知识分子这个整体看，确实还比不上五四一代；但他又坚定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处，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在这一点上，他的眼光和敏感远非当下的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管窥。
费孝通先生在87岁高龄的时候，曾到江苏吴县做社会调查，他跟小城镇里的一家居民聊天，遇到了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老人服饰很有特色、仪容整洁、神态安详，而当费教授请她聊天时，站在一边旁观的她反倒退回里间，连面也不肯露了。对费孝通先生来说，这是一种惨痛的感受。他认为他看到了一种文化的变迁，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不肯出来的意思，是她要走了，文化要走了，自己觉得不能出来见人了。不是人家不要她，大家欢迎她出来。可是她自己觉得，我这一套不行了。这样一来，她真的要走了，文化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消灭你，是你自己要走了，你这文化要灭亡了。老了，老到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这不是她个人的自卑，她对她的文化没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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