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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下的话语，在有着巨大学术贡献的同时，费孝通先生还是一个坚定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有着令人瞩目的社会活动，有着令人弦诵不绝的公共写作。1945年11月，他就在西南联大和钱端升、伍启元等教授发起“反内战”演讲，“不但在黑暗中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也要呼吁和平”；1947年7月，闻一多被暗杀，费孝通虽在美国大使馆协助下避入使馆，但他仍撰文：“这是什么世界，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当胡适之等人都“下岗”作壁上观或站队帮闲时，费孝通和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一起，独立客观地写下大量批评时政的文章，他是当时处于夹缝中的自由主义孤岛――储安平《观察》的撰稿人之一，他的言行为他赢了自由民主人士的声誉。
费孝通以民主人士身分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协会议。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社会学被取消，费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1957年费孝通写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已被整饬驯良的知识分子队伍里建构了一重大的社会命题，这一由社会学者早于作家和人文学者发现的时代课题，大概可以跟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解冻》一说并美。只是从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到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到新的千年世纪的各类“小阳春”，中国知识分子的春信不免虚妄。费孝通当年即被打成“右派”，直到1980年才平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教育的委托，自此开始活跃于政界、学界和中国社会。1980年后，费孝通还先后出任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主席等职位。因年事日高，1996年辞民盟中央主席职，仅任名誉主席。
费先生的一生是复杂曲折的，他经历了人世间最为巨大的荣辱。他有着巨大的学术抱负和用世之心。实际上，每一种人类知识的新的分工独立，每一古老文明的被激活或新大陆的开发建设，不仅有着巨大的开疆拓土的远景，而且其更新的精神思维可以教化或说反哺世界。这一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在近二百年的现代转型史上屡经证实，如启蒙运动近百年之后的达尔文、马克思、佛洛伊德等仍能在生物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学领域展现立言立法的创造力，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仍能在科学方法论上的进行革命，从而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国度和现实生活；而拉美的作家、苏东的诗人、发明东方学的萨伊德、思考落实于印度国情的阿玛蒂亚森，以及那些激活了非洲、印度文明的传统哲学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们，都以其言行事功让西方人或说人类知识感受到了一种“逼人的辉煌”。毫无疑问，身为五四之子的费孝通先生也有着这种大创造的机运和才华，他也抓住了这种历史机遇。钱穆、陈寅恪等人都注意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到三十年代后有一个收获期，有一个独立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确立的时期，费孝通先生即属于这一时期弥足珍贵的收获之一。
遗憾的是，文化或道统的重建，胡适之展望的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很快被社会突变中止进程，三四十年代的建设人为地断裂，少有成为后来者的营养，这也许反证中国知识人的创造仍有咫尺未竟之憾，他们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少有为中国的百年千年巨变进行准备、少有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提供思想资源。学来习得的中西知识未能化为人格或精神信仰教训教化社会，四十年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多有暖昧或可议之处，费先生的“长老统治”有译语的取巧而无中国气象，从中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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