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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而言，雅斯贝尔斯哲学的局限主要是因为那个在历史上一直困扰着政治哲学的问题。这在于哲学总是单个地论述人的这一性质，然而，如果任不是存在于复数中，政治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或者用利一种方式来表达：哲学家的经验——就其是一个哲学家而言——是孤独的，尽管对于人——就他是政治的而言——孤独是一种基本的、然而也是边缘的经验。也许就是——但我只是暗示这一点——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它在许多方面处于他哲学的中心，构成了走出这里困境的一个步骤。因为海德格尔把人定义为在世界之中存在，至少，他坚持给与日常生活的结构以哲学的重要性，如果人不是主要地被理解为与他人共在，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而且海德格尔自己已经完全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传统哲学“一直都超越和忽视了”24最为直接明显的东西。出于同样的原因，海德格尔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有意地避免使用“人”这个术语，而在他的后期论文中，他则倾向于使用从希腊人那里借来的“有死者”（mortals）一词。这里重要的不是对有死性的强调，而是复数的使用。25然而，由于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清楚地表达他在这一点上的立场的含义，所以从他对复数的使用中解读出太多的意义可能有些过分。
在当代哲学较为困扰的各个方面中，有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个人之间的差异比他们拥有的共同点要更为显著得多。无论什么时候在他们之间产生的讨论，哲学的混乱都可能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以致于有意义的对立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外行来说，如果常常显得好像所有这些思考和新的尝试发展和创造出了一种同样的思潮，那么这种观察就包含了一定数量的真理。他们共同的地方就是对哲学相关性的一种确信，而不同于另外那些人，他们试图轻视哲学问题的紧要性而代之以某种科学或伪科学问题，比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或心理分析，或逻辑斯蒂，或语义学，或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这种反对当前时尚的消极的团结一致从一种共同的恐惧中攫取力量，这种恐惧就是在现代世界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哲学和哲思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在上面，我说过，哲学已经离开了著名的象牙塔，哲学家已经放弃他是社会中“明智的人”的位置的主张。内在于这种对传统位置的放弃的，也是对哲学生机的一种自我怀疑，在这种意义上，对政治的关注已经成了哲学自身生死存亡的问题。
看来，从对政治的关注遁入到历史的解释这种黑格尔式的逃离不再可能有了。它所默许的假设就是，历史事件和所有的过去事件之流都是有意义的，尽管有恶的和消极的方面，但是它们给哲学家那回溯的一瞥揭示了意义。黑格尔可以根据指向自由的辩证运动来解释历史的过去历程，从而来理解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波拿巴。在历史过程中通过历史指向越来越多的自由的实现，今天，没有什么显得比这更为可疑的了。如果我们根据趋势和潮流来看，其对立面显得更为合理。此外，黑格尔调和精神和现实的巨大努力，完全依靠于协调以及在每一个恶中看到某种善的东西。只有且只要“极端的恶”（在哲学家之中，只有康德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经验。）没有发生，这种努力还是有效的。谁敢把自己与灭绝营调和在一起？或者，在他的辩证法在奴隶劳动中发现“意义”之前，谁敢玩那正—反—合的游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在现今的哲学中找到类似的主张，我们要么因为其内在地缺乏一种现实意义而不信服，要么我们开始怀疑坏的信仰。
换句话说，当代政治事件的全然恐怖，以及未来甚至更为恐怖的可能事件，在我们提到的那些哲学家之外。在我看来典型的是，没有一个哲学用哲学术语提到或者分析这种经验背景。似乎在这种对恐怖经验以及认真对待它的拒绝中，这些哲学家就继承了拒绝承认人类事务领域的这一传统。惊异（thaumadzein），对作为是其所是的惊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来，是哲学的开端，然而他们却甚至拒绝把它当作政治哲学的初步条件来接受。对人可能做的以及对世界可能成为的样子的无言的恐惧，在许多方面涉及到对感激地无言的惊异，从中产生了哲学问题。
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许多前提——它们多半存在于哲学家转向政治领域的态度之中，或者存在于哲学人与政治人之间的联系之中，或者存在于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中——已经存在，尽管乍一看来，他们显得关注的是传统障碍的消除，而不是一种新基础的建立。其中雅斯贝尔斯的真理形成和海德格尔的普通日常生活分析，与法国存在主义者通过坚持行动来反抗古老的哲学对行动的怀疑一样——“不知道它的起源，也不知道它的结果：因此行动有什么价值吗？”26对于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来说，关键的是对思想的政治意义的探究；也就是对从来就不是单独的存在的思考条件和意义的探究，在我-你关系被补充进对人性的传统理解时，这种基本的复数性还远没有得到探究。这种重审需要与经典的政治思想保持联系，如同在当代天主教哲学的许多变种中呈现给我们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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