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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当代事件的全球特性——根据吉尔松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这“显然区别于历史开端以来到这之前的一切”10——似乎使得建立一个“普遍社会”几乎成了必然。反过来，只有每个人都坚持一个能够联合所有国家的原则，普遍社会才是可能的，因为这个原则平等地超越了所有的国家。可选择的方案似乎只能在极权主义（主张全球统治）和基督教之间，在它的历史上普遍社会的观念（上帝之城[civitas Dei]的一种有效形式）是第一次出现。然而实际情形的危险又被缩小了，问题似乎被认为是无害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自由概念至少其政治方面在复数性之外是不能理解的，而且这个复数性不只是包括不同的方式，而且还包括不同的生活和思想原则。一个普遍社会只能是意味着对自由的威胁。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非统一的条件下，每个国家都有其价值，每个国家都必须对世界的另一个尽头可能犯的罪行和错误承担责任（不是道德上的，而是朴素的政治实在性）。
这样的评论可能听起来比它们想要表达的更具有批判性。照目前的政治和社会科学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激政治哲学中的传统趋向，因为它对关键的问题持续意识明显地免于现代各种各样的废话。在争论之中似乎很难记得一个人说过了些什么，但是哪怕他们只是恢复和再次表述了古老的问题——政治所关于的一切是什么，那就足够了。他们已经使得古老的回答陷入了混乱之中，尽管这对于造成混乱的穷困来说还完全不够，但是对于澄清和不断地强迫给我们一种重要性和深度的意义来说，他们肯定是最伟大的一个助益。
法国存在主义者——马尔罗和加缪为一方，萨特和梅洛-庞蒂是另一方——以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和他们那强有力的无神论之前的所有哲学的公开反对，构成了不同于托马斯主义的现代复兴相反的一极。他们对当代德国哲学家的著作的依赖，尤其是对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依赖，有一些夸张。他们诉诸于只是在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在法国变得非常重要的某些现代体验，而这些经验在德国的二十年代就已经为更老的一代清晰地表达。对学院哲学的突破，这甚至在一战前就已经由德国的西美尔和法国的柏格森所准备，法国比德国要晚二十年。然而在今天，这种突破在巴黎要更为激进得多，在那里大部分重要的哲学著作由大学之外的人写作和发表的。此外，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影响在法国并没有多大，倒是强有力地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萨德侯爵的影响。但是这些与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法国的影响相比则显得不怎么重要了，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德国。不过，即使稍稍一瞥，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表达风格和形式是清一色的法国式道德剧（moralistes），笛卡儿哲学那极端的主观主义在这里可以找到它最后的也是最为激进的表达。
在我们的上下文中，法国存在主义者是从不同于现代哲学的其它思潮的角度出发，因为他们把对政治的关注置于他们著作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对政治窘境给出一个恰当的哲学回答，这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对分析历史趋势和发现它们的哲学重要性既没有特别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在行。相反，他们认为政治是解决哲学窘境的方案，在他们看来，这些哲学窘境通过纯粹的哲学术语是不能得到解决，甚至不能得到足够清晰的表达。这就是为什么萨特从来没有完成（或者再次提到）他在《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的结尾提到的道德哲学，11相反，他写了一些戏剧和小说，并创办了一个准政治性的杂志。他们整个一代人都试图从哲学逃入政治；在这一方面领先的是马尔罗，他在二十年代说到：“一个人总是在自己那里发现恐怖……幸运的是，他能够行动。”在当前的环境下，真正的行动，也就是说，开创某种新的事物，似乎只有通过革命才是可能的。因此，“革命扮演着……永恒生活一度扮演的角色”；它“拯救了那些进行革命的人。”12
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主要是出于哲学的而不是社会的理由，存在主义者全都是革命者，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萨特和梅洛-庞蒂把修正了的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革命的逻辑，而马尔罗，尤其是加缪，他们坚持的是一种没有历史体系或者一种没有详细明确的目的和手段的反叛，用加缪的话来讲就是坚持做l’homme revolté，坚持做一个反叛者。13这一差别是十分重要的，不过他们最初的动力——前者为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冲淡了这一动力，后者则保持着更大的纯粹性——是一样的：问题不是当前的世界处于危机之中和“脱节”，而是人类存在是“荒谬的”，因为它提出了被赋予理性的人类不可解决的问题。14萨特在无意义的存在面前的恶心，比如，人们在绝对命运和世界的被给予性面前的反应，这与他对猪猡（salauds）、资产阶级庸人的憎恶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自满地相信他们生活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之中。资产阶级不是开拓者的形象，而是假定了一个近似形而上学意义的自满的猪猡（salaud）形象。15当人意识到他“被宣布为自由”（萨特语）而“投入”到行动之中——就像克尔凯郭尔投入到来自普遍怀疑的信仰当中去一样，这个时候脱离这一情形的道路才开辟出来。（存在主义者这一投入行动的跳跃同投入信仰的跳跃，其笛卡尔的起源是一样明显的：其跳板就是在不确定的、不连贯的和不可理解的宇宙中的个体存在的确信，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只有信仰能够说明，或者只有行动能够赋予人可理解的意义。）当人发现他自己不是被给予的自己，而是通过投入（从事）能够成为他所选择要成为的人。人的自由就是：人在混乱的可能性的海洋上创造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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