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合理规范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版权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图书馆建设在国家文化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广大社会公众廉价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但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各地的图书馆建设良莠不齐，目前全国公共图书馆平均每馆购书经费为5万元，而贵州除省图书馆和贵阳市图书馆外，平均每个馆仅有1.49万元，人均购书经费0.076元，相当多的图书馆每年仅能订购报刊，长年没购进一本书的高达39个馆。[17]宁夏、内蒙古等省份也存在类似问题。解决图书馆经费的短缺问题，除了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和加大地方经费投入的途径之外，加快数字图书馆建设也是一条十分可行的途径。我国已于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数字图书馆建设工程，数字图书馆较之传统图书馆具有资源丰富、资料更新及时、传输速度快、储存方便、建设成本低等诸多优势，及时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可以较低的成本较快地帮助偏远地区获取最新的资料并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版权问题。在传统版权制度中，读者为了学习或研究的目的可以对作品进行少量复制，而数字图书馆在建设中都采取了设置口令、客户认证等加密措施，它们的实施使读者不再可能出于学习、研究目的而进行作品的复制，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所确立的创作者、传播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因互联网上的付费观看系统而被打破了。但在现实中，一些人通过从事计算机软件的解密活动来入侵上述数据库，对此，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通过了《版权条约》与《表演和唱片条约》，要求缔约方提供充分和有效的法律保护以反对那些破坏作者或邻接权人所采取的保护其权利的技术措施的行为，同时还要求缔约方保护作品中的电子权利管理信息。相当多的批评家认为，有关技术措施的规定是对合理使用的严重限制，它削弱了老师、学生、研究人员、客户等获取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除非是在有非常特别的原因时才需要签署上述公约。而我国在公约未生效的背景下就于2001年修订的
《著作权法》中规定了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显然超越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照顾社会公众的知识获取权，一是政府应当通过税收、价格等行政手段降低数字图书馆的收费标准;二是应当通过立法允许读者免费浏览复制数据库中的作品的内容概要或至少1/10的内容;三是暂时不应对无独创性的数据给予保护而仅保护有独创性的数据库。
4.与时俱进，针对不同的作品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保护强度。在版权保护中，我国可以在遵循最低国际保护标准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保护强度，以适应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由于近几年打击盗版力度的加强，图书盗版问题已得到有效的扼制，但软件盗版、影碟盗版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据美国商业软件联盟2002年的统计数字，我国商用软件的盗版率已从1994年的97%下降到了2002年的92%，但仍远远高于全球的39%的盗版率。[18]尽管盗版软件的使用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信息技术在我国的广泛运用及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大软件的保护力度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宜。据统计，尽管我国在2000年的软件产值仅230亿元人民币，出口额不到美国的1/60，但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的软件销售额从2.2亿元增长到230亿元，10年增长了100倍，几乎每年的增幅都为25%左右。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软件产业将在我国的科技、文化产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加强软件的保护十分必要。在这方面，印度的经济发展就是先例，印度1990年前盗版十分严重，但自1992年印度
著作权法修订后，其所采取的软件版权保护措施极大地鼓励了软件的开发，在2000年的软件产品出口额已达57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部分的1/4，为此印度经济将增长7%。[19]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发展信息产业的极好机遇，而软件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法律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借鉴印度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软件版权保护方面的立法，通过严格的执法来保护软件开发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为了使广大社会公众有能力支付软件的使用费，政府应当通过税收减免、价格调节等手段来降低软件的销售价格，提高操作系统软件、办公软件的国产化水平，允许通过“反向工程”来研制新的软件，采取扶持措施鼓励企业以较低的价格使用国产化软件及源代码开放的软件，等等。其次，就图书出版而言，我国目前所提供的版权保护水平已基本上可以适应打击盗版的需要，但考虑到我国版权业已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的事实，卿4来似有必要适当提高这方面的保护水平以鼓励作品的创作。但是，版权保护标准的提高不能一刀切，必须对教育资料与娱乐资料予以区分，对于教育资料既要通过税收来降低其销售价格又要通过完善合理使用制度来保障公众的知识获取权，对于娱乐资料则可适当提高版权的保护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