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我们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使得
宪法的权威无法在立法领域实现。如果我们把
宪法的最高性与立法主权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悖论。一方面人大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受
宪法的统制，任何立法如果抵触
宪法都无效，但另一方面
宪法本身是个“哑巴”，全国人大常委会垄断
宪法的解释权，而且全国人大有权修改
宪法，只不过需要2/3多数通过而已。假定对某个法律的合宪性有怀疑，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视而不见。在理论上，人们提出了许多设想，西方国家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在中国却进退维谷。如果让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它充当了自己案件的法官。如果仿效美国模式，一来触犯
宪法关于宪法解释权的规定，二来和立法至上相冲突。如此一来，
宪法的权威变成了人大的自律，实际上“无律”。同样，
宪法关于一切政党应当把
宪法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的规定也只具有口号一样的宣传效力。也许人们会反驳，至少中央政府、地方人大和政府还得守宪。我不想从现实的立场来回答，即便从理论上说，这话也没有意义，因为在那种大的制度安排下，守宪与遵守全国人大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和
宪法解释是一回事。也许有人会说，抛开政党制，中国在这一点上与英国处境相同。但我们必须看到英国没有成文
宪法，在法律层级中，
宪法没被赋予特别的分量；中国是成文法国家，
宪法被置于法律层级的顶峰。成文
宪法就意味着人大受限制，假如
宪法还意味着什么的话。
立法者是否有规范性义务遵守宪定基本人权，这在西方学术界也是一个争议，但从制度设计看，违宪审查已成为西方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内容。违宪审查的批评者认为它违背民主的程序和制度，赞成者认为它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服务于民主，即民主的价值。立法机关虽然在程序上是民主的，但它只有服从并服务于民主价值才具有实质的民主合法性，否则，纳粹政权及其政策也就是民主的了，合法的了。
结语
该回头看看我们跋涉过的长途了。我们阐述了立法至上面对的几方面的窘境：一是政治体制的，立法要想获得社会广泛的服从，必须贯彻民主的原则，人大的至上应当名副其实；二是行政扩张，行政立法膨胀，使国家形成了二元鼎立的客观局面，为此应当限定行政立法准入的范围，大力强化民主参与和司法审查；三是
宪法的至高地位与立法至上的矛盾，立法者“头上有神明”，基本人权具有道德超上性，人大立法受制于
宪法与民主价值。以上种种使我们感觉到立法的民主合法性危机。文章宣扬的主旨用一个概念来简单概括，就是立宪民主制。
民主合法性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又是一个具有非同寻常的挑战性的智力运动。执业的律师在法制的合法性框架内思考，法学家对制度的合法性提出批评。但是，法学的批评不是浪漫主义，政治浪漫主义也许不失为有趣的学术历险，却无助于
宪法文化和稳定的
宪法秩序的平和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