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至上与
宪法的权威：一个悖论
上面探讨了谁是合法的立法者，文章申明立法至上的原则必须被尊重、被落实。但是合法组织的立法机关是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呢？换句话说如果立法不人道、不公正，有没有什么救济呢？众所周知，除个别国家外，立法都要受制于
宪法。
宪法通常都被尊为最高法，以各种方式区别于其他法律，
宪法是其它立法活动的基础。中国《
宪法》也不例外，它明文主张最高的尊严。
宪法权威的核心问题是宪定基本权利对立法权的限制，即《
宪法》第33——50条以友好的措辞设定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超上性。由于人权的绝大多数内容都包含在内，况且自1990年代以来，人权的提法也为官方所认可、采纳，所以这里人权与
宪法基本权利交换使用，虽然在观念上二者有别。对立法者是否存在普遍的规范性要求？立法活动是否必须符合人权呢？尽管中国的法学对于权利与义务的争论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但是这个问题却少有问津。相反，美国学者Louis Henkin有深入辟里的见解：“中国
宪法对人权的热衷与国际标准的又一个差距隐藏于
宪法对合法性的强调”r.Randle Edwards,Louis Henkin and Andrew J.Nanthan,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P.31.。诚然，许多的权利内容被宣称受到法律的保障，非法拘禁、非法搜查、非法侵入住宅均被禁止，合法性被提升为
宪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合法性也是限制公民权利的原则。和权利本位的制度不同，在我们的法律中任何权利都被认为是一种法律权利，即有法律创设也可由法律限制、取缔。通贯
宪法有关权利的条文的都是一些限制性话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合法”（所得）、“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宪法——毋须说
宪法解释——没有对法律可以规定什么作任何限定，亦即对于立法活动没有起码的道德制约。我不是说法律一点也不能限制权利，但是立法如果不服从某种超越性的规范，立法本身也就“无法”了。为了说明，我举一个地方立法的实例。国家《游行示威法》出台后，各地纷纷制定自己的地方性法规。这种立法的目的何在呢？是保障还是限制游行示威权？某市的法规草案公布时，人们发现列举禁止游行示威的场所包括党政机关所在场所、主要的公共场所和15条街道，而事实是，这个城市主要的街道就这15条！偏偏草案第一条称立法目的是保障权利。
这个草案合宪吗？立法机构合宪；立法程序合宪；立法内容在字面上与
宪法和国家法律无抵触。辩护得越有力，我们越觉得可悲。鉴此，如果我们把人权当回事，把
宪法当回事，我们迫切地需要另一种
宪法解释理论。这让我想起了一则笑话。一个乡村教师跑到乡长那里去诉苦。乡长根本没理睬，这位教师气坏了，他掏出了一本《
宪法》，理直气壮地说，“
宪法规定……”。没等老师说完，乡长破口大骂：“你这个傻子，你以为
宪法是为你制定的？那东西是给联合国看的！”笑话尖酸、刻薄，但它发人深省，提出了一个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宪法是不是给人民制定的。如果是，人权就应该被尊重。人权概念的提出，首先是针对公共权力的，它是评价、制约权力的超越性标准。中国
宪法关于人权的思想过于强调形式合法性，而否认自然法的地位，否认人权的道德超上性，因此，缺乏对立法的人权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