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验。虽然我一向不缺乏自省意识，但像这样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化，然 后以多少是系统的方式去研究它，在我还是第一次。这种作法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一个人能 把自己的学术实践“拔高”到什么程度，甚至，也不于这种实践对于现有的理论可能有什么 样的贡献，而在于研究者有可能通过这种自我研究真正了解自己的工作，了解这种工作的性 质，知道它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虽然“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引 用了哲学解释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等各家观点，我却并不在意自己的研究是否或 在多大程度上合乎这些理论，我更关心的是这些理论的说明力，是它们本身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完成了这番探究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比如， 意识到自己的“解释”立场，并对所谓“解释”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后，我会注意到， 过去我对于自己的立场并不总是有充分的自觉，因此，有时我所犯的错误，正是我批评的别 人常犯的错误。这意味着，我的工作还有改善的余地，而且，如果所谓“文化解释”的方法 确实具有我所认识到的那种合理性的话，它也应当被用来分析更多的个案。当然，也有相反 的情况，即透过理论更清楚地认识到特定研究方法的有限性。任何理论都是有限的，就好比 任何角度都只能触及事物的一个方面一样。一个理论最具特点也最有力量的那一点，恰好也标示了它的限度。在这一意义上说，一种理论的合理性不在其本身，而在其运用，在于它是 否在适当的地方得到适当的应用。“文化解释”的方法突出“意义”和“解释”，反对流行 的 功能分析和肤浅的科学主义信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功能分析一无是处，“文化解释”所 反对的，毋宁说只是功能分析的滥用。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并未排斥功能分析，我只是在特 定场合更强调文化，更强调意义。人创造了文化，同时又为文化所塑造，人在根本上是一种 文化动物。既如此，我们就不可能离开文化、符号和意义去谈论人、理解人。在“法律的文 化解释”文中，我对这一点认识得更加清楚了。但也是在同一篇文章里，我谈到了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固有的局限性。我承认，文化分析的方法并非唯一可能的历史解释，它只是我 们观察世界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文化解释与社会学的分析可以互相补足，进一步说，任何 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与之相应的范围和限度之内都是有效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 在根本上源于对人类经验和认识的有限性的体认和确信。因为有这种确信。我不可能盲从任 何一种大理论或元理论，更不至于狂妄到认为自己能够创造或者掌握这样的理论。相反，我 乐于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并且不忘经常地反省，看自己是否过度运用了某种分析方法。同时 ，我也会注意其他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而不是固守一端。这样作不是讨巧，也不是和稀泥， 如果破除学科的界限，综合地运用不同的方法，有助于提出更有意思的问题，加深人们对世 界的了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作呢?
我说这些并不是空发议论，而实有所指。《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虽然注意到了文化的分 层，甚至强调了比如“君子”的文化与“小人”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之为理解文化性 格的重要线索，它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国家的、士大夫的和精英的层面。这当然很重要，国 家的、士大夫的和精英的文化毕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它对于下层民众以及民间文化的 影响力不容忽视，而且，运用文化解释的方法来分析这一主题显然也更为恰当。问题是，讨 论中国文化或者法律传统，只关注上述“大传统”是不够的。同样，要了解真实的人类世界 ，只谈论文化和意义也是不够的。人的生活同时包含了精神与物质的不同方面，这些方面无法完全分离开来。法律也是如此，它不仅表达意义，而且也解决问题。
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我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所谓“民法”问题。我不同意 关于中国古代法的某些简单化说法，如谓中国古代法“民刑不分”，古代民法不发达，或者 ，古代法典都是刑法典。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实际都暗含了一个假定，即民法和
刑法的分类 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当中。如果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在这一假定后面找出更多的 普遍性的假定，而正是这些假定，把中国历史弄得面目全非。我试图证明，即使中国古代法 中有一些类似民刑之分的区分，它们所依循的标准和根据也是完全不同的；而除非了解了古 代法的基本精神，我们又不可能了解那些标准和根据，不可能真正了解那些区分。我还试图 证明，在中国文化的语境或者逻辑中，“民法”或者“私法”这类语词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 盾。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产生“民法”，而且不可能产生“民法”。我相信，在整个论说过 程中，有一些新的东西被揭示出来，尽管我现在并不完全满意当初的论证。问题是，这种否 定式的论证较少正面地涉及历史上存在的东西，也没有能够真正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考察当时人们用来满足其需要的制度手段。对于一项旨在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法传统的“事实 研究”来说，这几乎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遗漏。我没有理由因为主张中国历史上没有所谓民法 ，而把大量的法律材料弃置不顾。如果说，当初我所以把重点放在“大传统”上，除了材料 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文化解释的分析方法用在这一领域最为恰当，那么现在，要丰富和完 善这一关于中国古代法传统的“事实研究”，我必须走出“大传统”，同时重新检验我的方 法论。这个想法在我完成“法律的文化解释”文时就已成熟，并且在不久之后被付诸实施。
1995年完成的论文“清代习惯法研究”实现了从“大传统”到“小传统”的转变。我开始关 注 民间法，关注习惯，关注民间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的 世界，也是一个更多受实用理性支配的世界。在这里，人们似乎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诸如所 有权、债务、抵押、契约等一系列现代民法中的概念，也可以由这些民间制度的社会功能出 发，说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法。我承认，在这个民生日用的世界里，社会制度满足日常需求 的功能要素必须受到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应当放弃先前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重新回到 功能分析上来。我们不能因为两种制度具有相似或者相同的功能，就对它们在其他方面的深 刻差异视而不见。其实，名称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人们因为使用同一名称而失去了辨识事物 真实性的意识和能力，正名就是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在“清代习惯法研究”文中，我继续做 辨名的工作，但是范围已经大为缩小，因为这是以往的法制史研究涉足未深 的领域，一个 学术上的边缘地带。我依然觉得，概念、范畴和分类的选择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这里，同样存在解释学处境的问题，同样要求解释者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有深刻的反思。 我还发现，民生日用的世界里一样存在意义问题，就好像“大传统”上的制度安排也具有功 能性一样。因此，问题不在于到底应当选择文化解释的立场还是功能分析的方法，而在于如 何调和这两种方法，在适当的地方适当地运用它们。
对我来说，从“大传统”转向“小传统”，其意义并不只是弥补了以前在讨论“民法”的问 题时留下的缺憾，它还为我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如果说，我以往的研究早已脱出了一般法 制史的研究范式，它基本上还停留在“大传统”的层面。现在，我开始从民间(而不止是“ 小 传统”)的方面去看古代的法律世界，情形又有所不同。它让我看到了法律生活的另一面， 一个同样真实同样重要的方面。在研究清代习惯法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止是清代，也不止是 习惯法，而是整个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这个传统是由多个方面多种源流组成的，不了解这 一点，就不能够真正认识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这个问题同时也涉及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 认识。如果只是着眼于“大传统”，在讨论现代社会中传统的问题时，自然会比较强调观念 和行为的方面，而从“小传统”入手，却不能不加强制度方面的考虑。这是因为民间知识形 态有别于“大传统”上的知识形态，民间知识和制度的生存条件也与国家体制的不完全相同 。即使政治变更，国家改制，正式制度完全改变，民间的知识和制度还有可能以不同方式长 久地存在。在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内部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这种情形更为常见。这些思考 同时也把我引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我开始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关系的框架内，而不止是 单从国家的方面去考虑整个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作的重要性，因为 ，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恰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们了解中国最 近一百年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通过对清代习惯法的系统探究，我为自己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接下来 ，我会围绕上面的思考作一系列个案研究，事实上，这项研究已经开始，人们可以从我新近 完成的两篇论文当中看出这项研究计划的轮廓。第一篇论文“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实 现了我在“清代习惯法”文中的一个允诺：对历史上民间法的源流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多元格局。第二篇论文“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直接切入当代 社会，在国家与社会相对关系变化的框架中考察了法律的发展，这里，法律不仅代表强力， 而且是被作为一个知识的主题来处理，讨论的重点，也从法律扩展到知识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