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笔试成绩是一条，更长远的是，这个导师在学术上的成果如何，他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如何。如果他培养了很多好学生，他就是名牌了，这才是最大“收益”。
　　中国导师的权力还应当扩大
　　不能因为教授当中可能会出问题，就不给教授选择学生的权力。
　　《新京报》：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导师有没有发言权？
　　朱：发言权还较小。目前北大，是70%的笔试，30％的面试。而且我们在进行面试的时候也会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比如，笔试第一名面试较差，我们要不要录取？
　　《新京报》：现在的制度你觉得不太合理？
　　朱：不太合理。由于应试教育的传统太重了，有些学生就是拼命突击考试内容；有的有才华的，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多时间准备考试内容，就可能落榜。不过在社会转型期，为了建立社会的信任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有时不能不作出妥协。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导师的权力还应该扩大？
　　朱：个人看法是应当。过去师父带徒弟，就要挑自己看中的，自己看中了，他才有可能倾注心血教授。学术的判断力从长远来看必须交给教授。当然，教授当中也可能出问题，但是总体来说，你不能够因为教授当中可能会出问题，就完全不给教授选择学生的权力了。
　　要在竞争中产生真正的权威
　　著名高校应逐步开展由知名学者推荐和考试制度相结合的招考制度。
　　《新京报》：你理想中的博士招考制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朱：理想的制度和可行的制度是两回事，这就是我为什么基本认可中国目前的研究生选拔制度的根本理由。理想的制度首先要有比较理想的教师，有更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机制，也要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些学术制度利弊的社会环境。这些情况现在还解决不了，所以，从目前来看，面试只占30％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报》：那你觉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应该怎么逐渐改革？
　　朱：对北大、清华、人大、复旦这样著名的高校，应该逐步开展由知名学者推荐和考试制度相结合的招考制度，给导师更大的自主权。
　　《新京报》：过于集中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
　　朱：所以笔试还得占一定比例，至于比例的大小，则可以逐步稳妥地推进。学生首先要通过一个考试，但也要有好的学者推荐。推荐学生的学者如果不诚实，他的声誉也就坏了，在学术界就待不下去了。谁会怀疑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选中的学生呢？
　　《新京报》：现在这样的权威还太少。
　　朱：因此，要逐步在学术竞争中产生真正的学术权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威，我们的学术传统就很难形成，学术制度就很难形成，学术也就很难有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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