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当时还没想这么多。
不过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要捍卫我心目中的学术事业。
什么是学术自由?就是要包括学者有权选择人才组织自己的研究队伍。如果连这样的选择都必须付出代价,将来谁还敢面试淘汰学生?所谓的面试也就没有了意义,这将是中国学术教育体制的悲哀。
《新京报》:这个面试的过程和结果,是不是都是客观的、公平的呢?
朱:我不能说这个面试尽善尽美。但是,我是非常认真对待它的,而且我可以说,这个结果是公平的。
《新京报》:你能够说自己问心无愧吗?
朱:问心无愧。我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学术的判断。
好学生是导师的最大“收益”
当他只招一两名博士时,就会考虑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从长远来说,这才是对导师的监督。
《新京报》:很多人都会因为对方以前是自己的学生,或比较熟悉,就对他高看一眼。你呢?
朱:坦白说,如果一个人是我的学生,我可能会对他好一点,但是也可能会对他更不好一点。因为,人交往多了,理解更深,会产生有利于他的偏见,也会产生不利于他的偏见。以前也有考生想在考试之前来见见面,只要是先打电话来的,我都通过电话对他说,你不要来,见了不一定是好事,你不要以为你每次见我都能够留下好的印象,你也可能留下不好的印象呢。这是我的一个规矩。
《新京报》:你是著名的法学家,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我相信托关系、递条子走后门的事儿你肯定碰上了不少,碰上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呢?
朱:个人的,我是不通融的,学校这方面有严格制度。
但如果对国家、学校利益重大的事情,比方说港台学生、外国学生、高校师资培养、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等,我也会按照学校的规定“开恩”。但这实际上都得按正常的程序进行,完全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问题。
《新京报》:在你了解到的招博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腐败的现象呢?
朱:就我所知,北大没有,但听说社会上有这样的情况。过去一些年间,市场经济对学术制度的冲击是挺大的,在有些高校,违规的现象确实存在,还有些现象引起社会议论,比如说招领导干部或老板。但就我而言,十几年来我没有招收过一个在职生或者领导干部。
而且北大一直在逐步完善招生制度。比方说不招在职生,限制导师的招生名额。
如果一个导师每年招七八个博士,他可能就容易放松标准,但是当他只招一两个博士的时候,他就要想一想了。什么是对老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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