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那你为什么宁愿空着一个名额？
　　朱：如果都要，是我对学术不尊重，也是对自己不诚实。收了你认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自己当了好人，但花费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作为一个学者，重要的是学术品格，学术上一定要诚实。
　　《新京报》：也许很优秀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会因为紧张而表现不好呢？
　　朱：是有这种情况，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人笔试也会发挥不好呀。制度能处理的只能是一般的情况。
　　《新京报》：如果有人天生就是表达能力不大好呢？
　　朱：本来我们考查的就是研究能力，并不是考他的表达能力。正是因为考虑到考生可能紧张，我们准备的题目都相对简单，都是考生应当能回答一点的，剩下就是好不好的问题了。
　　比方说，你在法院工作，那法院都适用什么法律，为什么？你读过什么书，对你有什么学术启发？但这些看来简单的问题，考查的是考生对生活的观察力，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和学术理解能力。
　　《新京报》：以前有过类似的例子吗？
　　朱：我自己好像没有，其他教授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主要是以前的面试成绩所占比例不大，只有10％。
　　从这两年开始，学校才加大了面试的比例，达到30％，而且面试不合格，就不能录取。为什么加大了面试？就是曾经有学生背功好，或者是押题押准了，甚至不排除有作弊的。而且，笔试成绩往往差距都不大，很难说高出几分就更加优秀，这些都可以而且应当通过面试来弥补。
　　学者应有权选择人才
　　如果连这样的选择都必须付出代价，将来谁还敢面试淘汰学生？
　　《新京报》：你在判这个不及格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朱：我当时考虑的就是，你面试能不能让我满意。你的表现不好，我就判你不及格。我只是针对这次答题进行评判，没有考虑到后来能不能录取的问题。
　　《新京报》：如果当时知道会有今天的后果……
　　朱：说老实话，如果真的考虑到今天，也有可能我们会手下留情。不过我觉得这种“死脑子”也可能是优点，如果评分时都考虑到个人的得失，或少一点麻烦，实际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对学术的不敬。
　　《新京报》：那你后悔吗？
　　朱：不后悔。过去就有过一些学生通过笔试招来了，结果有的连论文都是老师手把手教他写。可这些研究生拿到了学历，有的升了官，有的当了大学老师，甚至当了教授，我认为，这对中国社会发展不利。
　　《新京报》：即使事情对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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