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刚才说，你也能理解事情的发生，为什么？
　　朱：中国的研究生选拔制度并没有很久，因此很多学生包括社会，并不能理解大学招生制度和研究人才的选拔制度之间有什么区别。
　　很多人都自然而然地会认为我笔试考分高了，就证明自己很有研究能力，就应该被录取，事实上不是如此。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社会上有不少腐败现象，人们容易对社会产生怀疑。在这个时候，出现这次博士招生风波几乎是难免的。
　　希望选有学术想像力的学生
　　如果大学教育是公民教育，考博制度必须转向选拔优秀人才。
　　《新京报》：你觉得研究人才的选拔制度和大学招生的选拔制度，不同在哪里？
　　朱：如果大学教育还是一种公民教育的话，只要你笔试合格，就可以继续学习。但是，考博的制度必须转，必须转向选拔优秀的人才。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当然首先笔试成绩基本能达到要求。
　　《新京报》：你最希望招收到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呢？
　　朱：第一要关心中国实际，一定要研究中国问题。
　　第二要有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比较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不一定要是法学出身，经济学的也可以，社会学的也可以，工科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有基本的功底和能力，不能等到博士阶段再来补基本功。最后，还要有点学术上的雄心大志，因为这是北大，这也是责任啊。
　　《新京报》：你觉得通过面试就能判断出这些吗？
　　朱：至少在美国，博士录取没有笔试，导师决定。一个有责任心的教师，会希望尽可能多地挑选出符合自己要求的学生，我希望挑选有学术想像力的学生。
　　《新京报》：每个人都有因为自信而犯错误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偏见或者会有看错人的现象发生呢？
　　朱：完全可能。可能我没有要的学生，十年之后会是一个杰出的法学家。但作为一个导师，我必须在面试的有限时间内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判断。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至少在面试那天，没有看出他有你所要求的潜质？
　　朱：至少当时他回答的问题真的不能让人满意。
　　作为学者，学术上一定要诚实
　　收了你认为研究能力不突出的学生，自己当了好人，但花费的是国家的钱。
　　《新京报》：据我所知，你有3个名额，3名复试的考生你都可以要。
　　朱：我可以全部录取，那么是皆大欢喜，后来的所有质疑和指控都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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