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引出来的是Altmeyer和Lawrence Winn先生的如下对话：
　　Winn议员：Altmeyer先生，如果在政府和劳工之间不存在契约义务，是否意味着，根据社会保障法第2题所发放的保障金津贴，只是法定的保障金，国会就可以随时撤销或改变呢？
　　Altmeyer先生: 我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了，先生。如果你翻到第1101节，当你阅读记录时，你会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既存的权利。
　　Winn议员: 我们已经确信，在政府和有一定工资的劳工之间，不存在介以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保险契约；这是正确的，是这样吧？
　　Altmeyer先生：不，这并非你确信如此的问题。从1935年社会保障法颁布以来，这就是不证自明的。
　　就是在社会保障署的官方网站上，也都指出“获得社会保障金的资格并非一项契约权利。” 社会保障署指出，“在该项目的历史上，很多人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认为他们交了工资税，因此从法律的和契约的意义上看，就有资格获得保障金。”然而，社会保障署又指出，“显然，在制定法律时，国会的脑海里显然对此没有什么限制”，社会保障署继续指出，“这个问题最终是在Flemming v. Nestor案中，才尘埃落定。”这里并不存在针对社会保障金的权利。
　　若要重述的话，按照目前的架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福利项目。 政府通过FICA法案征收捐税，并将其和其他资产并在一起。国会然后授权，从总资产中拿出钱来，来向适格的人支付保障金。在这个体制下，公民没有“财产”利益。这里没有独立的“帐户”，没有“保险契约”，没有“信托”。
　　底线在于：在所收入的和所征收的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无论何时，政府都可以自由的改变游戏规则，甚至都可以终止游戏。对于未来的社会保障支付而言，我们只不过是请求者（supplicant）而已。
　　4．我们能信任“信托基金”吗？
　　个人在社会保障中没有直接的财产权利，那么通过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他是否可以有间接的财产权利呢？信托（trust）是关乎财产权的信托(fiduciary)关系。 受托人是为了受益人的福祉，而营运其财产。受托人有着司法上可执行的完全忠诚义务——也就是，只为受益人利益行事的义务。换言之，受托人要向受益人负责。在另外一个案例中，撰写了多数意见的卡多佐法官，这样写道：
　　受托人要固守比市场道德更严格的操守。不仅仅是诚实，而且对其荣誉而言，最敏感的细节在于行为标准。对此，已经发展出了一个不屈的且由来已久的传统。当希望通过让特定的例外情况来“分解侵蚀”（disintegrating erosion），以请求削弱完全忠诚规则时，衡平法院采取了一种毫不妥协的刚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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