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斯坦教授在《偏颇的
宪法》这部著作中，对中立观念的论述可谓不惜挥毫泼墨。根据惯常思维，中立（neutrality）是同现状（status quo）休戚相关的，“对现状的偏离昭示着派系偏见；对现状的尊重则昭示着中立。”[4] 而现状通常是指已有的资源配置和实际做法，这样相当于就是将现状以及既存的对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作为决定何为派系偏见何为中立的基线。（第40页）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现状予以尊重，对纠纷袖手旁观，对社会问题奉行无为而治的时候，往往被认为是恪守了中立义务；而政府试图改变已有的现状时，每每被认为是将财富和资源从一个口袋拿到另一个口袋里，违反了中立义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状”和“中立”两个词深深的镶嵌耦合在一起，“因现状而中立” （status quo neutrality）也就成了本书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对于常规思维，作者不是采取固守的态度，而是通过仔细地剖析解构成规的神圣地位。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因现状而中立”在法律思潮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它包含了许多对自然和自然界的普遍观念，它提倡对普通法的崇尚，它将法律推理和法律范畴组织起来，它将“自由放任”体制转变为一个
宪法要求。（第40页）正是在“因现状而中立” 理路的支配下，在20世纪初的普莱西案、洛克纳案和穆勒案中，法院都将事实上是法律创设的制度，看作是自然的和前政治的“现状”，从而否定了试图改变这些制度的诉讼请求。（第67页）例如在普莱西案中，法院认为种族隔离是既存的人类风俗、习惯和传统的反映，因此免于、独立于且绝缘于法律之外，从而支持了要求铁路公司“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提供平等且隔离的设施”的立法。（第43页）在1908年的穆勒诉俄勒冈案中，法院认为既存的女性和男性的社会角色差别是自然的和公正的，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差异”，从而支持了一部限制妇女工作时间上限的法律。（第62页）
在桑斯坦教授看来，因现状而中立通常是一个谬误，常常会带来不公正。（第4页）因为因现状而中立假定存在着一个前法律的既定的，自然存在的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现状”，但更确切的说，这个“现状”与其说是法律一个必不可少的或者自然的先决条件，毋宁说是法律所针对和作用的目标。（第6页）而且原初的普通法秩序，本身也并非就是未经选择的或者中立的，而很可能是高度的派系私见与各种利益交迭的产物。（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