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立法政策优劣互见。在第一种主张之下，他物权人处于较为安定的地位，其权利得到了周全的保护，不受法院拍卖的影响；拍定人只需支付物上负担以外部分的价金，减轻拍定人支付价金的压力，有利于将拍卖物卖出。但缺点是，拍卖变价程序因确定拍定人所承受的负担范围和金额而复杂化，拍定人取得的所有权是残缺不全的，譬如不能对拍卖物使用收益，或者将来面临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情形，等等。可见，该主张固然有利于租赁权人和他物权人，但对于拍定人而言，因须承受该物上负担而处于不利地位，难以激发竞拍人参与竞拍的积极性，无法充分发挥强制拍卖的功能，有碍于法院拍卖的顺利进行。而在第二种主张之下，物上负担因拍定而全部消灭，拍定人获得了纯正、完整的所有权，有助于刺激竞买人参与竞买的欲望。但缺点是，租赁权人和他物权人因拍定而丧失了期限利益，被迫提前接受清偿或补偿，且要承担拍卖价金不足时无法全部满足被担保的债权的危险；资力较低的竞买人也因无力支付全部拍卖价金而无法参与竞买，而影响强制拍卖的效果。
为了补救两种主张之不足，“剩余主义”的立法政策应运而生，即后顺位的他物权人或普通债权人申请拍卖时，执行法院须依职权进行估算，只有当拍卖价金于清偿或补偿先顺位的优先权及各种执行费用后还有剩余的，才能实施强制拍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九条），以事先排除那些可能无益的执行拍卖，提高执行拍卖的实效性。但问题是，执行机构于查封时进行的估算，只能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大致估计，未必精确，因估算不准而造成的无益查封还须撤销，因此会带来执行程序的反复和操作上的不便。在这个问题上，前两种主张如出一辙，只不过第一种主张是在拍卖后才遇到这个问题，第二种主张将该问题提到强制拍卖开始之前而已。
正是考虑到处理拍卖物上负担的艰巨性，各国很少采用整齐划一的立法政策，往往两种或三种并用，以合理协调和平衡拍定人和拍卖物上他物权人的利益。在公法说的强制拍卖理论下，解决拍卖物上负担的处理问题，总体上说应当考虑执行拍卖的公信力和实效性、拍卖的难易程度、执行债权人的意愿，以合理协调拍定人与拍卖物上他物权人、租赁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首先要考虑拍卖物上权利负担的性质，区分担保物权、法定优先权等优先受偿权与用益物权、租赁权两种不同的物上负担形态。因为一方面，拍卖物是担保物权、法定优先权人的价值保障，优先受偿权人有权将设置了担保或处分权的物通过变价转让来偿还债务，法院对担保物的强制拍卖只不过提前实现了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优先受偿权人的利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拍卖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另一方面，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用益物权的实现是以权利人占有、使用拍卖物为前提的，不因拍卖而消灭，因此拍卖物上的租赁权、用益物权奉行跟物走的原则，随着法院拍卖程序的结束而转由拍定人承担。除非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此外，
担保法上设置的消灭租赁权及用益物权的实体法规则，也可以适用于法院的强制拍卖之中。例如，当标的物上负担出现抵押在先、租赁在后的情形，人民法院拍卖此类抵押物时，可以直接援引２０００年９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六十六条的规定，即“抵押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排除抵押物上的租赁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