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官与人民
伟大的人物从来不是循规蹈矩遵守规则的人，而是用更大的视野来创造规则的人，他们不是执法者，而是立法者。马歇尔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伟人。正如霍姆斯所言，马歇尔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所做出的判决中包含了“某种更为广阔的理论酵母，因此可能给法律的肌体组织带来局部的深刻变化，”因此，他是“思想转变的原创者”。 马伯里案件尽管在法律上存在着上述漏洞，但是，马歇尔的推理策略、修辞技术和法律推理的技艺都服务于一个根本的思想的转变，那就是联邦党人所主张的司法审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歇尔通过该案的判决落实了汉密尔顿对美国的
宪法的理解，使得汉密尔顿关于司法审查的司法独立学说变成了现实。而这样的主张包含了一场法律革命，因为它涉及到在一个人民主权的共和体制下，司法至上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
（一）、司法部门：最不危险的部门？
在联邦党人看来，司法审查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之上，因为政治权力的分割中，最不危险的部门就是司法权：
大凡认真考虑权力分配方案者必可察觉在分权的政府中，司法功能的性质决定了司法部门总是对
宪法授予的政治权利最不具有危险，因其最不具有干扰与侵害政治权利的能力。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着共同体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调整每个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既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也不能支配社会的财富，而且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力、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即使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
正因为是最不危险的部门，自然也是三个部门中最弱小的一个部门，“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招致其他两方的侵犯、威胁与影响。” 因此，对于司法权而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司法权的不受立法权和行政权的侵犯，从而保持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进而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因为无论立法权还是行政权挟持了司法权，公民的自由权就不复存在。因此，防止司法部门被侵犯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持司法独立，而司法审查就包含在司法独立之中：
法院的完全独立在限权
宪法中尤为重要。所谓限权
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
宪法。如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不得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等。在实际执行中，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
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如无此项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利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司法审查就要在司法机关作为“最不危险的部门”这个意义上理解。但是，司法机关真的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对此，反联邦党人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
宪法保证了司法的完全独立，法官既独立于人民也独立于立法机关，尤其是当它做出错误判决的时候，也没有人能使他们离职。 然而，更重要的是，法院不仅可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
宪法，而且可以按照
宪法的精神和意图来解释
宪法。由于司法部门在解释
宪法的过程中独立于立法部门，司法权就可以通过解释
宪法而否定法律，从而缩小并摧毁立法权威和行政权威。“
关于宪法的司法判断将会成为指导立法机关解释自己权力的规则。” 由此可见，司法权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权力”，它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是却几乎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它是一个危险的权力。 正如杰佛逊所指出的：
其实，认为法官是所有
宪法问题的最终裁决者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学说，这种学说将会把我们置于寡头专制之下。我们的法官的诚实程度和其他人一样，而不会比其他人更诚实。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具有相同的激情来追求党派、权力和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特权。他们所坚持的信条是：好的司法就是扩大管辖权。比起其他部门，法官的权力更为危险，因为他们终生任职却不象其他部门那样，对选民负责。
宪法没有设立一个独一无二的法院，知道无论把权力托付给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党派的腐蚀，其成员都会变成暴君。
宪法更明智地使政府个部门同样平等，同样具有独立主权。
由此可见，通过司法审查来保证司法独立的思想之所以为危险的，就是因为法官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容易受到激情的支配。这种超越立法权的、不受约束的司法权就是危险的权力，承认司法审查就等于承认了寡头专制，这与美国建国的共和目标是截然相悖的。对此，联邦党人除了寄望于司法精英，似乎无力反驳，他们也承认“解释法律乃是法庭的责任，如法庭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判断，同样可以造成以一己的意志代替立法机关原意的情况。” 但是，他们似乎认为这是不避免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以此批评司法机关，“就无异于主张根本不应设立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的法官了。”
（二）人民与人民代表
联邦党人之所以坚持司法独立就是为了保证共和政体，他们认为司法独立“无疑是现代政府最可宝贵的革新。在君主政体下，此项规定是限制君主专制的最好保证；同样，在共和政体下，也是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及施加压力的最好保证。在任何政府设计中，此项规定均为保证司法稳定性及公正不阿的最好措施。” 但是，反联邦党人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拥有司法审查的司法“独立于人民，独立于立法机关，独立于天底下任何权力”。 司法权由此超越了人民的权力，对人民的权力和立法机关的权威构成了挑战，“当非同寻常的大权赋予了任何人，或者一群人，他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就可能压迫人民”， 共和政体就会变成了寡头专制。为此，反联邦党人专门考察了立宪者实现司法独立的背景，那就是英国的司法独立传统。通过对英国的司法独立传统的考察，反联邦党人认为，英国的传统并不适合美国。因为一方面，英国的议会，也就是上议院，可以改变司法的最终判决；另一方面，英国的司法独立是为了独立于世袭君主对法官的控制，但是这些理由并不适合美国，因为美国没有世袭君主，而是人民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反联邦党人认为，
宪法的解释权不应当赋予法院，而应当赋予人民可以控制的立法机关：
如果给立法机构有权解释
宪法，他们就要为这种解释承担风险；如果他们超越了自己的权力，或者试图在
宪法的精神之中而不是
宪法表达的文字之中发现
宪法的含义，那么赋予他们权力的人民就可以把他们赶下台，自己进行正确的解释。其实，我看不到人民还由什么比这更好的救济办法来防止统治者破坏
宪法的性质。
宪法是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如果统治者破坏了契约，人民有权利而且也应当把他们赶下台，并自己来实现争议；但是，为了使人民能够更方便地这么做，人民定期选出来的人就应当有权对这个契约的含义作出最终的决定。如果这些人的决定与人民的理解相矛盾，就可以在选举统治者的时候诉诸人民，他们将会运用自己的权力来补救罪恶；但是，当这种权力置于独立于人民、独立于人民代表的那些人的手中，而且他们并不是依照
宪法来阐述自己的意见，那么，除了上帝（a high hand and an outstretched arm）没有办法控制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