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近代以来中国的学人们始终在无法解脱的思想困境中徘徊。他们自身的主张和呐喊，恰如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把石头推向山顶，然后石头由将其退下山沟！多么痛苦的现实！全面反传统最多不过扬汤止沸、无济于事。所以，“全盘西化”论者、“中国文化早已后继无人”论者，还是难以避免地在寻找中国文化的“根”，寻求在危困的时代救济中国文化的良方。
对上述二律背反现象，许多学人往往是聚焦于某个个体之心里特征去研究，而林教授一反此道，他是将中国学人们置于中国文化背景下而进行深入研究的。他的结论正好表明：反传统是不足取的，全面反传统的人们自身最终必然陷入传统！如果抛开我们和林教授关于中国意识的“奇理斯玛权威”之不同，那么，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国意识的结论上和林教授是并无不同的：即不能盲目地反传统，而应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真正“古为今用”，那么，怎么样转化这个传统呢？
五、结语：轻血缘，重德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路
面对伦理至上的“奇理斯玛权威”，我们需要、也应当釜底抽薪，加以改造。那么，抽掉什么又加上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它应为以法律表达的“普适伦理”——人化伦理。
要如此，在我看来，在中国意识的“奇理斯玛”中，该抽去的是“血缘”二字，认真说来，“血缘”二字对中国造成的祸端实在太大，人们在情与理的矛盾中，往往以情胜理，而情的首当其冲的基础，在中国是血缘。由于这两个字导致了任人唯亲的悲剧，也由于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者大同盟，使官僚阶层有恃无恐地倚权背法，惨民贼国。古代思想家曾设想过一个选贤任能，不唯血缘，不唯私情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代开明的统治者总是没法进行改革，以改变血缘伦理至上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厄运。曹操倡导“任人唯贤”，“唯才是举”，那么脍炙人口的《短歌行》招来了多少“周公”？孙权“内事不决问子布，外事不决问公瑾”；唐太宗知人善任，把魏征做为他的“一面镜子” ……而最富于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由董仲舒始作俑、并盛行于隋唐以来古代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它不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而且成为东方奉献给西方文官制度的奠基石。今天，研究文官制度的西方专家们每每来到中国讲学时总要不无激动地感谢“老师”一番。但是，可悲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将这一制度贯彻到底，直至本世纪初所实行的还是帝制世袭制！曹操没有开明到将最高统治权交给他人，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唐太宗同样如此！思想家们的设想在历史上亦不过是海市蜃楼。当然一定的社会存在总是和特定的社会物质生然而条件相联系，我们不能苛责古人不操守今日的观念。但历史的观念传至今日，影响今日、阻碍今日之发展，则时人的确负有改革它的任务。
要建立“轻血缘，重法才”的新伦理观，首先必须大力推进民主发展，建设法治社会，以切实保证人民的
宪法地位，树立权力有限、权力制约观念，使人民有权了解国情、政情并参与决策、政策和法令的制定。真正实现人民参政、议政和“当家作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