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矛盾无法解脱之际，中国历史造就了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后生，他们较少旧的传统，而更多新的学识；他们不惧怕一切，并利用天下大乱的“天时地利”将自己的主张推向全国，推向全民族；他们的呐喊呼天抢地，感人肺腑。而刚从封闭体系中走出来的富于理想而又不乏愚昧的人们（尤其年轻人），不假思索地欣然从之，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作为其高潮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蔓延！
　　在这场运动中，主要领袖无疑是林教授在该书中专门研究的胡适、陈独秀和鲁迅三人。以他们为领袖和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对于古老的中国文化来说几乎是毁灭性的！胡适一九一六年提出的“八不主义”，即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以此为奠基掀起了一场风靡全国的白话文运动；继之而来的，是胡适和其同仁钱玄同竟连中国的文字都想抛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恐怕是在国史上除元世祖之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胆举措！不但如此，胡适连中国的旧礼教，旧法统统统不要了，而“拿来”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做其大旗。好象这确实能给古老的中国充上新鲜的血液。
　　然而，正如李泽厚曾言：胡适“相信并主张自由主义，提倡‘好人政府’，但在中国现代条件下，却又不得不最终依附在独裁统治下。它创作了《终身大事》鼓吹自由恋爱，但在中国的条件下，他却不能也不愿与母亲包办的旧式婚姻相决裂，而宁可自己忍受一生。”以至于他在临终之际，还在认真探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发掘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为“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对中国传统大加称赞和褒扬 。其实，陷入这种历史悲剧、创造这种历史迷津的岂止胡适一人？在他之前，龚自珍、魏源由呼风唤雨而重礼并研经；章太炎由主张彻底的革命而反对建立共和政体，反对发展资本主义，最后“粹然成为儒家”；康有为由维新志士而变为保皇党，再蜕变为帝制复辟派；严复曾崇尚西学，痛陈危害，大倡改革，后来竟转向拥戴皇帝……在他同时和其后，意志刚烈的陈独秀一面呐喊：“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一面又在传统当中寻求“积极”成分，甚至不惜违背事实地诡辩：“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遍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 ”。孤独悲怆的鲁迅，一面痛骂满纸“仁义道德”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一面在故纸堆寻求“救救孩子”的方案；一面倡导“拿来主义”，一面将钻研中心“偏至”于中国古典文化。《中国古典小说史略》和系列历史小说就是这种“偏至”的代表。后起的中国文化领袖，热情奔放的郭沫若也是同样，他高喊“燃烧吧，凤凰”，又热切期盼着“凤凰之新生”。他为民族危机而号鸣，为腐朽的凤凰而心痛，然而他又毕其精力，在腐朽的凤凰身上捡起了断烂的残片，拼拼凑凑、寻寻觅觅，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揭示中国古典文化的煌煌业绩。直到“文革”期间的毛泽东，也没有摆脱这种历史命运，一方面，他为了人民的解放奔走呼号了大半生。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创造出自己的政治哲学，决心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在他的诗中，前无古人的赞颂造反者“共工”，喻人民为社会主义政治关系之“主”，而领导者不过是人民的“勤务兵”；人民是“孔明”，领导者是“刘备”。他说：“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当踏步忍看官僚主义作风和有悖于人民利益的思想、行为泛滥时，就不惜采用绝对的手段——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式的阶级斗争手段来发动一连串的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是其以为了人民的目的而发动的；是为了彻底地反传统，干净地清除旧有的“上层文化”而发动的；是为了真正实现其“人民大众的文化”理想而发动的……然而，他却根本未料到的是：其本人竟被这场“革命”卷入到传统的漩涡而无法自拔。直到最后，对他的“个人崇拜”，“现代迷信”影响、困扰了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的思维。国民经济和民主法制因人们高喊或默诵“万岁”、“语录”、“红宝书”而崩溃、而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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