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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至上与思想困厄——《中国意识的危机》读后

  最后,把血缘伦理推向社会的关键是“名教”,也就是说定名分,重教育。“定名分”,前面我们已经述及。但重要的是,“名分”确定之后,必须深入人心,为人所知晓。如此,“名分”才能真正具有社会意义。事实证明,能使“名分”探入人心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教育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纵然对罪犯,它主张在教化不听然后惩之杀之,坚决反对“不教而诛”。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 ”在中国学术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和名教问题有关的争鸣。儒家和法家关于“礼治”(其实质是“名教”)和“法治”问题的争鸣是第一次。到了六朝时期,虽然是儒家已经大为失势,然而“任名教”和“任自然”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两宋明清时期,有“名教”和“心治“的斗争;明末清初之际,有“名教”和反传统名教的斗争;清末“立宪”时期,有以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治派”和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治派”的斗争;“五四”运动时期,有“保皇派”和民主派的斗争……纵观这些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名教”总是得势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名教”学说才有所失势。而“任自然”在整个社会的进程中只不过是短命的。这表明:从孔子、甚至还要远一点,从周公以来,统治者和思想家们一直重视教育。教育手段成了推行血缘伦理观念的关键手段之一。难怪西方教育界对于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和教育方式显出那样浓厚的兴趣,给以十分的推崇!
  不过上述四个方面,无论“身份”、“自然经济”、“法律化”抑或“教育手段”,都是人为的、主观强加的。这种人为的主观强加,如果压根儿和人民的心理承受是呈反比的,那么,其也只能是短暂的。然而,对古典中国而言幸运的是,在当时,人民心理所需要的正是加强血缘伦理。如果从经济的更深层次考察,则血缘伦理的强化和稳固是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这种政治和制度的强加及其与人民心理接受力之间的正效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提供了血缘伦理至上的基础和它的保障手段。这样,至高无上的血缘伦理一个方面维护着中华民族在古代生生不息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当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社会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东渐中国,并无礼无节、通过武力触犯“天条”,而老大的封建帝国对之又无可奈何时,血缘伦理至上似乎要跌入历史的深渊。儒家的血缘伦理——文化中国的“奇里斯玛”权威似乎真的陷入了困境,中国意识似乎危机四伏。
  四、“西西提斯”效应与国民思想困厄
  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黄头发,白皮肤,深眼窝,蓝眼睛的西洋人用长枪和大炮轰开了严严实实对外关闭了几千年之久的中华大门(尽管我们知道,这扇大门有时候为了炫耀中土大国的声威往往半开半闭着)。虽然,百余年来,无数优秀的民族英雄和东西“洋鬼子”进行了殊死搏斗,也有不少先进的中国人去西方取经,欲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大呐喊总是那么动听,那么符合人心,以至于连号称“洋务派”的实践家和理论家们,无法摆脱这一口号。更有甚者,“洋务派”首领之一张之洞还是这一口号的始作俑者!
  不过,无论“中学”还是“西学”,事实证明,在当时都没有真正地解救中国之危困。“洋务派”惨淡经营的海上防务经过一场甲午海战几乎灰飞烟灭;老大的中华帝国被几个西方撮尔小国几乎瓜分干净。1911年的推翻帝制虽然鼓舞人心,然而其结果又被袁世凯、张勋及北洋军阀之流蹂躏得面目全非,中华大地依然是国无宁日。这时,富有强烈爱国之心的老一辈学者们柔肠百结,撕心裂肝,一方面面对家国破灭而悔恨万端;另一方面,又怀抱着远古文化而傲视一切。多么难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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