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至上与思想困厄——《中国意识的危机》读后-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中国意识之在中国，大概至少四千余年了，四千多年来，其通过孕育、诞生、成长、成熟并经过历代学人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全体中华民族成员们的共同不断加工，从而形成了一个明显稳定的传统结构。有人用“超”字来界定这种稳定结构的权定度，我认为是毫不为过的。那么，贯穿中国意识从而使其几千年中国文化不曾中断，并不断导引人们行为的原因究竟使什么呢？显然，笼统的中国意识是无法说明这个问题的。
　　每个中国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感受着一种生活现象，此种现象并非“天理”，而是“人伦”。虽然，“天理”和“人伦”在这里经常被人们连用，但认真地说起来，前者不过是人们用以警告、吓唬他人的手段，而真正富于现实情感意义的，或者在中国人心灵深处永志难忘的只是人伦。并且在一定意义上讲，“天理”几乎是世界各民族心理结构中所共有的“奇理斯玛权威”，而“人伦“才是我们民族发自内心的、心悦诚服地导引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给其留下深刻痛创的“奇理斯玛权威。”
　　不过，“人伦”和伦理之在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独特特征的，也不是没有过争论的。“人伦”集中到一点，便是“人道”（当然不是作为哲学思想中“人道主义”之“人道”），就是爱人。但很显然的是，对于爱人，中国人早就有截然不同的观念。更远的且不说，只说在号称中国“学术黄金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对爱人的表述是大异其趣的。道家主张“自然之爱”，在手段上便是任其自然、“小国寡民”、无所作为。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明证。儒家却主张“爱有差等”，主张“血缘为先”，在手段上任“教化”，任“德治”，任“礼治”。所以，孟子痛骂“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又所以，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但是，激进的墨家，却彻底反对“爱有差等”，倡导“兼爱”，在方法上便是“非攻”，亦即人们应“和平相处”。所以，墨子主张：“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故“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至于其“非攻”的思想和行动，早已传为美谈了。法家也不排除“爱人”，如果说“恶”是困扰人类前进的绝对因素的话，那么，韩非的任法律以治人心，以统国家，以建立统一王国的思想，正是从更高层次或至少是从另一视角上的爱人。上述学术史实，证明我们中国人确然共守爱人的准则，并确然对爱人的目的和方法各持己见、歧异纷纷。然而，统治者自有其选择，人民也自有其选择。在这种选择中，自然之爱，兼爱被统治者如人民共同抛弃了，通过“法术”的爱却被统治者偷偷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作为其治理民众的最隐秘的工具（这就是所谓封建时代统治中国的“明儒暗法”或“阳儒阴法”说）。而“等差之爱”，被统治者和人民共同接受了。所以，中国意识的“奇理斯玛权威”自然地被我们追索到儒家伦理学说及其不断地沉淀、强化所形成地伦理定势上。那么，儒家伦理观的要旨又是什么呢？
　　从本质上讲，儒家伦理观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在血缘关系内，强调亲者亲、疏者疏、尊者尊、卑者卑。家庭关系中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是孔子用最简单的文字所表达出来的关于血缘关系中尊卑关系的最深刻的道理。明白了血缘关系中亲疏远近的要旨，则人们行为的范式也便同时具有了。这种范式便是“孝”。“孝”是什么呢？借董仲舒的话说就是“父为子纲”。“父为子纲”作为三纲之一，它强调父亲在家族中的权威和统治作用。子女对父亲只能绝对地服从，而不能在行为上有任何违逆于父尊者。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社会，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无不涂上血缘关系的色彩。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便是亲族关系（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导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儿子对父亲的孝，不但在父亲生前要如此，而且死后也要如此。在生前，儿子在父亲面前必须唯言是听，惟命是从，切不可逆之而行。纵在死后，儿子也必须为父亲披麻带孝，守三年丧。为此，还引出了墨子与孟子的一番大争论呢！墨子当然反对这种以血缘为中心的、奢靡无度的“孝”道，而主张“兼爱”。这一下，孟子则沉不住气地诘难：“信以为人之秦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 ”爱是有等差的，“君子之与物也，爱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看来，所有等差，亦即爱之程度深浅的衡量，只能以血缘的远近为标准。近者，则“亲”之，于民，则“仁”之，于物，则“爱”之。“亲”、“仁”、“爱”这些词正是爱之等差的不同量度。对人的爱，只能以血缘为中心，然后才能推及其他，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这里，孟子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儒家伦理的核心，同时，也表述了一个事实，这种事实如果采用墨子同时代人巫马子的话来表述更为准确：“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 ”等差之爱、血缘中心在此表现的何其明白！这种血缘中心的伦理观恐怕只是中国的特产了。当然，其之所以产生于中国，是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