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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经济运作方式上，乡民社会和乡规民约受市场化趋向所左右。在传统的乡民社会，奉行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精神，因此，乡民们也奉行着“树之艺、种之谷、桑之麻、万事不求人”的基本生活原则。因此，以血缘为内含，以熟人为外延的乡规民约就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直到今天为止，凡是乡规民约（特别是其中的习惯法和家族法）起作用更大的地方，往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较浓厚的乡村。反之，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乡规民约的作用就大为受限。原因何在呢？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人、财、物的流动，是劳动、资本和原、材料在流动中的结合。因此，流动中的人们更多地受流动社会之统一规则的支配。这样，画地为牢、崇尚血缘、亲缘的乡规民约就很少有其发挥调整作用的社会基础。当下中国所奉行的经济运作样式被世人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这不仅使大量的中国城市人进入到广阔的市场流通领域，而且随着城市和乡村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入发展，牵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从事商业化的市场交易活动。这样，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就受到市场化浪潮的严重冲击。一方面，身置流动社会中的乡民们日渐地疏远了自己曾经熟悉、并且须臾不能离开的温情脉脉的乡规民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市场社会的运作法则。因为市场运作法则的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市场交易而求取利润。如果在交易行为中公开违背市场交易的规则，转而求取乡民社会的规则，在最终意义上只能是市场利益的损耗和失去。因而，尽管乡民们的选择对其固有的乡规民约而言意味着某种失落，但任何时候，利益规则的强制具有根本性。当市场把人们都带入到利益的关系体系中时，寻求市场的利益动机便会大大地削弱人们对固有的乡规民约的持守。于是，市场化本身就在不断解构着固有的乡民社会的规则系统。
另一方面，即使置身于市场活动中的农民，总的来讲仍然是一群离土不离乡的人。他们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即使从事市场贸易活动，也不可能根本摆脱乡民社会的规则架构，而走向林毓生描述的那种彻底反传统之路 。我们知道，追求、倡导全面反传统的一些“五四”学人，如胡适、鲁迅、钱玄同等等，大都最终回归传统 ，更何况本身就浸泡在乡民传统中的广大农民呢？所以，中国乡民在市场化浪潮中，同样面临着要谨守传统还是革新、甚至切断传统的问题。这样，在实践中，乡规民约就面临着多方面尴尬。
最后，在价值选择上，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因全球化的事实而发生转向。以市场贸易为先导而引致的全球化浪潮是当代世人们最瞩目的现象。它集中地体现为政治上的国际对话、经济上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上的国际交流。可见，全球化乃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特别对中国这样具有自身悠久古典传统——帝国传统的国家而言，这一新气象既具有诱人之处，也具有担心之处。诱人的是：全球化使得长期处于封闭的乡民社会发生了质的转变，昔日偏僻的乡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实际的贸易活动、文化技术交流活动以及旅游活动等等，已经和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甚至和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们可以进行对话、合作和交流。它使人们的视界得以急剧地扩展，也使乡民们的规范生活发生着明显的变迁。因此，全球化事实上在塑造着全新的乡民社会及乡民们的行为规范选择。总的说来，全球化是乡民社会及其乡规民约发生急剧变革的一种重要的外在力量。这一外在力量也因为乡民们走向世界的内在要求而业已转化为其追求行为规范变革的内在动因。
重要的是，当下中国对乡村社会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法律主要是根据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要求而制定的。尽管在不少学者看来，国家法律对乡民社会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 ，笔者也认为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的运行面临着种种难题。但这决非国家法律在乡民社会的无效。正如前述，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通过法律）作用于乡民社会的内容是全方位的，其事实效力也绝对高于本土性的乡规民约。与此同时，由于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当代世界体系中，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一员，因此，国家立法必须考虑全球化和世界性内容。在此情形下，国家法律在乡村地区的推行和运作，客观地促进了传统乡民社会乡规民约的变革。今天，这一变革潮势正在迅速地、前所未有地展开，并且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和向世界贸易体系的融入，该进程还会加剧。还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乡民社会，对国际依赖的程度明显地存在着地域性差别。在东部沿海地区，哪怕是从事传统农业产业的乡民，已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如前两年日本实施的对中国农产品限制进口的政策，使山东农民——特别是菜农、蒜农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但在内陆绝大多数乡民社会中，对全球化的影响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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