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
谢晖
【关键词】无
【全文】
本文所谓“当代”，是指自中国于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所谓“乡民社会”，则指中国农村社会。而“乡规民约”，则指除了作为“大传统”的国家法律制度之外，维系中国乡民社会生活的规则—制度系统。可以认为，相对于传统中国而言，当代中国已经经历了第三次转型，其中第一次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的政治领域的革命，它推翻了中国“皇权国家”与“宗法社会”两分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由“政治国家”统揽全局的政治结构体系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进一步地强化了国家与社会在中国合一的情形。第三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讲，其使命是为了使统揽一切“国家主义”有所改观，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
然而，应当清楚的是，在中国追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的过程中，其首先现实地面临着“城市社会”（一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乡民社会”的分野。于是，强大的“政治国家”、微弱的“市民社会”以及底蕴深厚的乡民社会之间形成中国社会“三元结构”的独特景观。事实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乃是自功能而言的，而“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分野则是从结构而言的，只有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达到相当程度以后，这两种不同视角的社会结构组合才可能被同一视角（功能视角）的社会结构组合——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组合所取代。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因此，研究中国“乡民社会”的状况，特别是其规范生活方式，对于进一步建设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许不无裨益。本文宗旨，即在于此。
一、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一般性描述
要对具有九亿多人口的中国乡民社会做出一般性的描述，显然是一篇小文章所力难胜任的，但必要的描述在此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民族之一，在那里，有两种最基本的依赖关系，其一是血缘或亲缘依赖关系，其二是土地依赖关系。对血缘或亲缘的依赖，构成其独特的血缘或亲缘文化共同体，而对土地的依赖，又使其具有某种意义的地缘文化共同体的特征。我们常讲的“姓氏”这个词，就最恰当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以母亲为代表的姓就指血缘系统；以父亲为代表的氏则指地缘系统。
如果说家庭是血缘共同体的基本单位，那么，“村庄”则是地缘共同体的基本单位。中国的乡民社会正是这种地缘文化和血缘文化的结合体。血缘文化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中国的村落一般是以“姓”为主导的，尽管在村落结构中，往往存在着“单姓村”、“多姓村”和“杂姓村”的区别，但在后两种情形下，每每存在着“主姓”（或“大姓”），并且一般的情形是：一个村落之事务的建设和发展，往往取决于“主姓”的主导、统领和协调。在“杂姓村”中，或许常常存在着势均力敌的几个姓氏，这也就必然意味着“大姓”之间的联合或者分裂决定着村务发展好与坏的具体状况 。
地缘文化则集中表现为中国乡民们安土重迁，择土而居的特点上。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分散着成千上万个世世代代依赖于一定的土地而居住的“自然村庄”，如果说以血缘和亲缘为主导的家庭是中国社会构造的细胞的话，那幺，“村庄”则是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单位。脱离了村庄这个基本单位，则乡民社会这一概念也就难以成立。
可以认为，在中国乡民社会，血缘和亲缘文化基本上所反映的是“村庄”内部的关系（当然，这绝不排除在村庄外部关系中也存在着血缘或亲缘关系，并且在流动性极小的乡民社会，这种关系在邻近的村庄之间还大量地存在），而地缘文化则基本上所反映的是“村庄”外部的关系（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在村庄内部，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地缘问题，特别是在土地承包到户以后的村内“农户”之间，此种关系则豁然可现）。通过血缘或亲缘文化关系，构织着中国乡民社会的内核；通过地缘文化关系，延伸、拓展着中国乡民社会的范围。前者使乡民社会得以稳固，后者则令乡民社会从一般的血缘关系中溢出，通达、渗透并整合为整个中国农村的普遍性存在。一言以蔽之，这种存在就是乡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