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与“政治立场”
谢晖
【关键词】无
【全文】
近年的中国法学论坛，因着法治建设的格外需要，渐呈繁荣之势。其中引人注目的便是法学批评的开展。把“批评”一词置入当代中国的法学领域，对领教了数十年“革命批判”的法学学人来说，也许仍然心有余悸。虽然，就当代中国法学的学术批评而言，沉静、理性和建设是其主流，但在此之外，人们也不时听到法学批评的变调：即个别人每每将学术批评或有意诱向政治问题，或简单混同于“政治立场”。此种情形，就渊源言，上可追溯到秦汉文化专制，下则顺承“文革”批判遗风。其结果，只能是借“政治”之名干扰学术秩序，扼息正当批评。
近日，再读西北政法学院董和平在由其师张光博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并联系其在一些场合中的言论，更促使我对学术批评与政治立场之关系的思考。在该发言中，董对中国“法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提出了“不可低估”的“警告”，强调“它们已经在一些方面搞乱了思想，模糊了是非，甚至进入到法学教材和法学教学之中，贻害青年学生和社会公众心理…… 搞乱了思想，必然影响行为，就会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走入歧途。”在同一发言中，他指陈了“法学研究中存在的三种不正确倾向”，即“泛化”、“玄化”和“一言堂”，前两者无须多说，因为它只涉及该教授的认识视角和理解能力问题。对所谓的“一言堂”，他是这样界定的：“即在学术意见上‘惟我独尊’，排斥其他观点，在学术界拉帮结派，网罗亲信，把持阵地，围剿异己，不但不搞百家争鸣，不让对方说话，不合意文章不发，而且将学术争论引向人身攻击、谩骂、扣政治帽子，这种学风、文风、做人之风极其恶劣，这搞乱了法学界，毒化了年轻人，损害了法学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自1990年以来，此等尖刻的“革命式批判”言论，在法学界中，大概也只能在此欣赏到了。
董文的这种激烈且尖刻的言论，究竟所指为何？联系到董在1997年的一次会议期间对法学界有人针对乃师张光博的文章所撰写的批评文章 所发的议论，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上述言论的所指了。针对张文的批评者之一刘作翔先生，董说：“刘作翔没有政治立场”，“是郭道晖（时任《中国法学》总编辑）的跟屁虫”，云云。这种荒唐的逻辑出自这样一位法学教授之口，令人感到诧异和惊奇。这其中包含他的两个逻辑推导：
其一，凡是不同意或批评乃师张文的观点者，都是没有“政治立场”；凡是赞同张文观点的，都是有“政治立场”。其中的“政治立场”是以是否同意张文的观点为标准，又难怪乎董和平积极地响应了张光博的召唤，同诸人合作编写了一本《当代中国法学大争鸣》；其二，凡是在《中国法学》上刊登文章的人，则成了时任总编辑郭道晖的“跟屁虫”，那么其师张光博在《中国法学》上刊文，不也成了郭的“跟屁虫”了吗？这种荒唐的逻辑推导，恐怕会让人贻笑大方。
这里引述董和平的公开言论，绝不是为了凑热闹，也不是为了让学界同仁欣赏他的这种荒唐的逻辑，而是因为这里关涉到前文提及的那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即“学术批评与政治立场”。董文的这种激烈言论与其师对法学界的激烈批评并无二致 ，其本意均在于用他所理解的所谓的“政治立场”来压制学术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