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还在下着，通往西安的陇海线的“盲肠段”——天水—宝鸡段也被大水冲垮。我只能坐汽车绕道六盘山，再到宝鸡转乘火车。然而，坐汽车也是难事！我记得，大哥、二哥当时和村子里的其他人掺扶着我到了70华里之外的县城，然后大哥乘火车送我至天水（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此前，我居然不知道客车有无棚子，并因此而向大哥询问）。这时天已经摸黑了。在人生地不熟的天水一路打听汽车站，终于打听到了，但根本没有平日里我们所见的那种班车，通往宝鸡的“客车”全部是大卡车上做一个帆布蓬。不得已，大哥还是送我上了车。车开动了，大哥在后面紧追着，最后立在一根电线杆下。借着灯光，我隐约能看见他孤单的身影，直到车转弯（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盯着车上那对隐约反光的眼镜，直到车消逝在雨帘。回到家他又后悔，为啥没送我到宝鸡）。车在一路颠簸着，最险的路段当数国人都熟悉的六盘山。以前从未出过我们县域范围，这一次在来往陕甘宁必须经过的六盘山才领略了什么是车水马龙。一路上，借着汽车的灯光不时可以看见翻倒在路边的各类汽车，有些并且是刚刚翻倒！第二天凌晨四时左右，提心吊胆的“公路之旅”终于结束，我到了宝鸡站。当时买了张火车票，就倒在自己的行李上睡着了（那时社会秩序尚好，身上带的一切完好无损）。约摸八点左右，我又上了火车，大概下午两点钟左右，终于到了我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大学——位于西安南郊的西北政法学院。
我考取的是该院的法律系（那时，该院还有政治理论系，含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个专业）。说老实话，当时我对法学丝毫没有兴趣。其原由是这样的：在我准备离开家乡，远赴西安求学之前，曾到一位大娘家告辞。她问我：“孩子，将来出来（毕业）之后做啥的（干什么工作）？”对此，我丝毫不知（因我的自愿是我的班主任、教化学的颉老师正生先生替我报的），竞无以应对。末了，那位斜躺在大娘家炕上（在多雨的夏天，山里的气温往往很低，所以，在大娘家炕上的几个人还盖着被子）的大队（现在称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轻蔑地替我解了围：“还不是用绳绳邦人的”。无论如何，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话在当地还是非常权威的。所以，当时我的感觉是：学法律并不是件光荣的事，反倒如此耻辱！因为即使在那个刚刚结束不久的动乱时代，用绳绳邦人的人在纯朴的乡民中也要遭人白眼的。更何况我当时的身体单薄得就像‘细麻绳’（后来，一位张姓女同学——她现在西宁工作——给我起的外号，大概是她听说了这个故事后说：“细麻绳正好邦人啊”。于是这个并不好听的外号也就很快传开了）。这样，到了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如何转到我最钟爱的哲学专业去。这个念头大概在开学典礼上听了一位从事哲学的院长的讲话后才有所改观。他讲到：“学法学的同学们，你们将来是祖国急需的治国之才……”在听到这句话的当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吾乡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话。一个说学法律是用绳绳邦人的，另一个则说学它的就是治国之才。我究竟何去何从？我个人的秉性，向来是尊重学者的。在潜意识中，对思想导师的崇敬完全胜过政治领袖（尽管我知道，这其中肯定会存在谬误）。但是，作为农家的孩子，我也深知，在广阔的农村，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中，能人多的是，有深刻见地的人是许多被偏见（当然，不是德儒加达默尔所说的“作为理解的条件的那种‘偏见’”，而是一种迂腐之偏见）所包裹的城里人所不能想象的。了解了这一层，则读者诸君对我当时的片刻彷徨会完全理解。不过，很快，我经过自己的判断，就认可了王老师陆原院长（他已经逝世多年，在校期间，我从未与他单独交谈过，但有件事记忆颇深：在有一年校教职工书画展上，王老师用浑厚的笔墨写了首诗，其中一句是：“剖开我心众人看”。由此想见，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作为“重灾户”的政法学院的人际关系对他的困扰）的话。这样，转专业的事首先在我这里也就没了下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