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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高中学习阶段，一方面，我面临着艰苦的生活磨练。我上学的那所中学叫“安远中学”（在小时候懵懂无知之时，以为“毛主席去安源”的那个“安源”，就是此安远呢），距我们村子大概40华里。在上学的两年时间里，基本上每周回一趟家，挑一小筐土豆作为每周的生活盘缠（在两年的高中学习中，我只带过三次母亲给我手擀的面条。每次所带一般能吃三到四顿。后来，快到高考前夕，大哥又给我送过一次面条。除此之外，还吃过半周面条，那是已经率先搞土地承包的村子里的一位同学——他也是我初中的同学，后来考取甘肃工业大学——因所带的面条泛酸准备要扔掉时，在另一位张姓同学——他同样是我初中同学，过继给其叔父。现顶替其叔父的工作而在一个企业就职——的建议下送给我吃的。除此之外，我高中的生活几乎全是靠蒸熟的土豆再搅和少许玉米面而度过的。所以，至今我对土豆仍怀有浓烈的感情，虽然吃多了胃很自然地抵触它）。另一方面，不论家庭，还是老师，都对我的学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此期间，贾老师让先生使我不仅成为一个好学青年，而且培养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贾师原先是“文革”前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后来因命运的捉弄而在家乡做了一名农人，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学业。1980年前后被安远中学请来教高中语文。有幸成为他的弟子，是我后来在事业选择上的关键。记得当时不论是我在课内还是课外所写的作文，他都要认真地批改，并且还与我诗唱往还（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回，我写了一首《发奋》的诗附在作文后面，其中有一句是：“誓嚼千卷成稀泥”。他看后热情地回赠一首云：“学无止境生有限，前程似锦干劲添；山盟海誓交红卷，韦编三绝铁砚穿。”）。他对我的私下的或者公开的鼓励，是我自信地学习和创作的动力。另外，还有贾师的同乡，教我们数学的张老师耀根先生。和语文等文科课程相比，自从上学以来，我的数学总是不上不下，但是，张师却因我刻苦的学习和钻研精神而把我的学习方法讲给我的同学及后来的我的校友。至今回到家乡，碰到同学们谈起我当时的学习情景时，还津津乐道于张师对我的欣赏和鼓励。考取大学后，两位恩师都曾见过一面，后来贾师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如今，贾师当是80左右的高龄了，张师也快到花甲之年了。听说贾师的苹果园里花果飘香。我真想再与他、与张师一起，漫步在浓隐密布的果树下，向他们汇报、向他们请教！
二
1981年夏，是个多雨的季节，也是个盼望的季节。到了夏末，村里人终于在乡广播站的广播中听到了我被大学录取的声音。据说广播员在播送该消息时，还代表乡政府特意向考取的学生及家长表示祝贺。全村人都非常高兴，我的亲人和老师们更不用说。记得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堂妹看到我从村外归来，像小燕子般跑来告诉我喜讯。她还说，她已经在村子里上上下下跑了几趟，告诉乡邻我考取大学的消息。是啊，人们应该高兴，那时毕竟在一百个考生中才能考取四个。至于边远的农村地区，恐怕远不是这么高的比例。
考取了大学，既让人高兴，又让人发愁。发愁的是上学用的必要的铺盖穿用，还有全国通用的粮票。前者可以通过大家相帮相助解决，而后者对土生土长的乡里人却是个难题，因为首先要从吃“公家粮”的人那里借到地方粮票，然后再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经过努力，地方粮票终于借到了。但能够用地方粮票兑换通用粮票的地方，却远在四十华里之外。更严重的是该地在渭河南岸，而我们在渭河北岸的山里。要是在平日里，这根本不是问题，然而，滂沱大雨却在没完没了地下着（这时已经持续了20多天）。要去兑换通用粮票，除去倒爬着“走”下山外，还需要趟过湍急的渭河。而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一个堂哥身上（他已经英年早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多年，但愿他在天之灵能看到我对他的深切怀念）。我不知道他一路上是怎样爬山涉水，换来那30斤通用粮票的，但我的经验告诉我，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为我兑换粮票的（在我本人去安远中学取“入学通知书”回来的路上，要经过一个被洪水冲垮的小型塘坝。走在坝堤上，忽然脚下一软，半个身子都掉进泥里。当时的感受是：吃力地抬抬左腿，右腿在往下陷；抬抬右腿，左腿在往下陷。正在无望之际，我的一位李姓同学——他就是我这位堂哥家嫂子的内侄，后来参了军，并在部队上考取了大学。据说现在仍是一名军人——来挑水，他看见我，急忙喊来村里人。村里人拿着绳子和扁担，硬是把我从泥淖中拖了出来。要是他不及时出现，我此刻又能在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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