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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兄弟姐妹中，对我的学习影响甚大的则是我的大哥。大哥比我大一轮，他进学校的门还不到一年时间，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到八岁那年，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吾乡更是饿逝者的新坟常现。于是，他不得不独自一人踏着积雪，远赴榆中（靠近兰州的一个县，彼时生活状况较好）讨饭。大概一年左右没音信，父亲因万分疼爱的长子归来无望，郁闷寡言。忽一日，邻居大哥跑来告诉父亲“让海（我大哥的名字）回来了”时，父亲竞在炕上埋头唬嗨（长辈对晚辈的批评、埋怨）了他几句。然而，当他抬头看时，已经九岁的长子真的站在他眼前（那种情景究竟是如何样感人、如何样催人泪下的，可以想见。我不时闪出这样的念头，把那段故事请作家写成小说，但可惜至今没有实现）。此后，一个儿童就担起了该由成人负责的家庭重担。虽然，大哥没读过几天书，但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信念，竞能没有障碍地阅读古典小说。更令我们佩服的是他的口算能力。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的那一阵子，社（公社）村干部们给每家丈量当天完成的土方量，他们的算盘居然没有大哥的口算快。于是，干部们干脆丈量好了请大哥来口算。在我上小学那会儿，正是大哥所讲的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吸引了我对书籍的注意，对学习的渴望和热情。当然，此后读的书大多属于文学之类，也想因此做一个在那个时代年轻人都向往的“文学青年”，但终因我的形象思维能力太差而未能如愿。除了大哥，还有对我的读书热请如火的四姐、四姐夫、五姐、五姐夫。我后来上大学的盘缠，基本由他（她）们和两个哥哥共同负担。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学校和老师。在我读小学和初中之际，正值城里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锻炼。那段经历，对于他们而言，也许是极大的不幸，但对我们这些穷乡僻壤中渴望学习的孩子们来说，则是莫大的幸运。就学期间，从县城到我校的彭老师耀增先生，作为全县最好的语文老师之一，手把手、心交心地教我们成长，给我们鼓励。我的写作兴趣，则完全是他在班上把我的习作作为范文念给同学那会儿树立起来的。至今他的一言一笑在我脑中历历在目。虽然，彭先生对我那么多鼓励，但是我记忆最深刻的则是因为我写的八页大楷太难看而被他当众撕掉、并令我重写的情景（至今我的字写得还是很一般，这只能怪自己在这方面的天分太有限了）。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我虽非彭师之高徒，但他温和而又不失严厉的做法，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受用终生。王老师润成先生，也是从城区附近条件较好的地方下放到我们山区来的。他对任何学生都是那样诚恳、坦率。他对我以后学习的影响真是难以估量。记得有一次，他在我就学的那所学校的苜蓿地里津津有味地看书（我小学和初中时的母校名为“何家坪学校”，据说她是全县山区建立的最早的学校，至今已有近80年历史。学校建在两条在黄土高原地区特有的沟壑之间，学校及其往下延伸的苜蓿地就像一个深入两条沟里的半岛。学校在“半岛”靠“陆地”的那边；而苜蓿地在“半岛”靠“海洋”的那边），我则爬在地埂上面的学校围墙上偷偷看他阅读的是什么书。后来，他发现了我，叫我下去，告诉我《文史哲》是他最喜欢看的刊物（当时他就在看《文史哲》。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刊物”这个词）。他鼓励我将来也要读读《文史哲》。后来，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借大姐曾偷偷资助我的20元钱，订了一份《文史哲》。这份刊物直到我上了大学之后还一直在订阅（我也弄不明白，是不是这个前因，使我放弃了江南多所学校而选择了孕育《文史哲》的地方——山东大学，如今，我荣幸地成为该刊的赠阅者，也成了她的作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78年初夏，我敬爱的彭师和王师两人同时调离我校。最后走的那一天，是我和我的堂表弟（我一个堂舅的儿子。据说，他后来在新疆大学拿到哲学硕士学位后，在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工作。我经常去青岛，却至今未曾在那里和他谋面）一起用自行车推着两位恩师的行李爬上近20华里的山顶、送他们离开的。此后，曾见过彭师三两面，而王师却至今未见（作为他的学生，我深感内疚！据说，他多次打听我呢！）。屈指算来，时光流逝了23岁，彭师已经离休多年，而当年正值少壮之年的王师也该到退休的年龄了。至于我这个过去总喜欢往前看的学生，也越来越自觉、越来越习惯于回忆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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