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古典的、包含四个方面的“道德哲学”体系是令人神往的一种体系，它既有向上和纵深的维度，又有向法律政治、经济等社会制度的横的延伸。经济学在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它是包含在第四部分“政治学”的范畴之内的，而“政治学”又放在“道德哲学”的名下。所以，今天我们在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中读到后来发展为《国富论》的一些思想是放在“论警察”的一篇中是会感到有些奇怪的，但当时的学科分类情况就是如此。斯密自己比起重视《国富论》来似乎也更重视自己的《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不仅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也是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里竭尽全力进行修订的一本书，他在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情况下，对这本书进行了最重要的一次修订，这说明了伦理学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对于道德真理的探讨在斯密那里是贯穿始终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生平与著作》的作者斯图尔特所说：“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轻时离开学院之际，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热情，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这方面的。”(见《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年版)
　　但在迄今为止的后人看来，显然一般都认为《国富论》要比《道德情操论》更为重要，在斯密的墓碑上写的也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斯密被视作是现代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和开创人，而他对现代伦理学的影响却不如康德。康德使伦理学立足理性，并摆脱目的、效果方面的争议，建立了一种以规范为中心的普遍主义的伦理学，这显然更切合近代向价值多元社会发展的趋势。康德的伦理学可以在原则规范方面沟通社会领域与个人领域，斯密的伦理学则较集中于个人的道德实践和自我控制，尤其是对人们道德情感的分析，其分析独到、深刻。但这方面内容固然重要，在今天的社会里却毕竟落入了第二义，对何为正当，何为合宜的问题在纷争的现代社会无疑需要更优先地予以阐明和论证。不过，未来时代是否会变化得使斯密的道德理论更为重要亦未可知，如若其然，那一定是一个比现在更为幸福的时代。
　　斯密的《国富论》之所以较之《道德情操论》发生了更大影响，还与经济生活在社会中越来越占据中心位置，经济学也越来越发展有关。近代以来许多新学科的建立，往往经历了一个首先摆脱神学，然后又从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而斯密也确实顺应了时代所需，在理论上对当时已经呼之欲出的许多经济学思想做了一种相当完美的综合，这不仅要归因于他的天才，也要归因于他所投入的劳动量，归因于他的严谨、细致和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方面的评价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75—294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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