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除了宏大叙事，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情趣？
　　贺卫方：实际上我也不是一个那么学究气的人。有时候，文章中还是有点趣味。偶尔，我也看足球，有时，也出去玩几天，什么都不做。并没有整天都那么壮怀激烈。我不是那样的人。也有调侃的一面。
　　人物周刊：您平日的时间安排怎么样？
　　贺卫方：五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总是有的，比如上课，演讲，写东西。加上看书就不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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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周刊：有人说您越来越成为学术明星，单纯的书斋生活对您没有吸引力吗？
　　贺卫方：我觉得历史上一些大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因为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使得他们的英名得以流传，使他们的著作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的。
　　我也特别希望法学领域能够有一批人在书斋里面青灯黄卷，进行一些形而上的研究，但是不该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学者做一些学院派知识和大众需求之间的沟通工作，还是非常必要的。这里面没有价值高下之分。
　　法律是一个特别具有社会性的学科，社会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如果你的学说与社会是没有关联的，或者说，当发现社会的弊端，违反法治的弊端，不去作一些抨击、批评和揭露，我觉得这就真正缺乏一种社会关怀，这样的法学家要打折扣的。
　　人物周刊：您曾说自己有个困惑，“在今天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法律学人，究竟应当怎样设定自己的角色，以怎样的方式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这个问题的答案明确了吗？
　　贺卫方：这对我已经是非常简单化了，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以学术为志业。学术不仅是饭碗，也是精神。从这个角度讲，我已经是定型的人。
　　人物周刊：您没有想过参政吗？
　　贺卫方：哈哈，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觉得，我不喜欢过那种当官、有权力的生活，我就想一直呆在学校，教教学生，写点文章。
　　人物周刊：是害怕被同化吗？
　　贺卫方：作为自我的期许，当然我不希望进去被同化。不过，就进入体制的人们而言，同化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方面进去会带来一个新的气象和生态，但另一方面你必须去适应它。这是双向改变的过程。
　　人物周刊：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和宪政改革中，您希望如何自我定位？
　　贺卫方：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被夸大了。如果说，还有些独特作用，那是在这个法治的时代，一个法律人，传递一些概念和观念，带来的价值和作用。
　　法学界演讲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江平教授，另一个恐怕就是我了。江老师，75高龄，仍不停奔走。还有张思之律师，他比江老师还要大两岁，快八十了，仍然在顽强表达法律人一种道德的追求。每每看到他们，我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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