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暂停招收硕士生声明时没有想太多
贺卫方/曾繁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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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时间表总是这样紧巴巴的。7月16日晚上7点多，他由北京飞往广州，准备广州律师协会的培训讲课和“法则明律师事务所”二十年所庆。一下飞机，就被中山大学几位朋友“迎走”。深夜两点，才回到宾馆。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他房间。角落里摆放着友人送来的鲜花和水果篮，桌上摊着一本名为《最佳辩护》的书籍。“我们可以聊一个多小时，11点我有一个越洋电话。”他说。
也许因为下午要演讲的缘故，他穿得特别精神，浅蓝衬衣，笔直黑色西裤，皮鞋锃亮。头发也是刚刚剪的。45岁的他，半边的头发已经花白。
二十年了，1985年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到今天，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间，他足迹“踏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大学、甚至在偏僻的乡村，“每年在北大以外的演讲大概不少于50场”，“为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而努力”。
如今，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中国司法改革的领军人物。1990年代底，他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影响中国21世纪发展的100位中国青年”之一。
贺卫方开始进入普罗大众的视野是在1998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此后他在媒体上写作了一大批关注现实的文章，并最终结集成为一本学术随笔集《法边馀墨》。
对于自己的角色，贺卫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承认，自己不是特别学究气的学者，“不喜欢对问题做特别细化和系统化的思考”，而喜欢结合一些重大个案，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一种逻辑，“就是传递一种精神，法律社会的一种精神。比方，政府的权力为什么必须加以限制？”
“一个是严格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个就是严格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句话概括了宪政的基本内容，也是贺卫方经常使用的表述。在他看来，“每一位法学家，都应该通过一种可能的方式对社会发生作用”，“想方设法”推动宪政改革。
有人总结说，宪政、司法制度变革、法官职业化，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而多年来，贺卫方的努力，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
6月以来，选择奔走与表达的贺卫方，再次进入了舆论的中心。
6月24日，他在网络上贴出了“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批评他自己所就职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招考制度，质疑免试保送生扩招的必要性。然后，他乘上前往加拿大的飞机，留下人们对于他的动机的种种猜测和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