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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文献之外，目前我正在阅读一位美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研究专家Barbara Allen教授的著作手稿，该手稿有510多页，题目是《托克维尔论契约与美国革命：使人与天合一》，著作有三个部分，一是托克维尔与美国契约的起源；二是契约的脆弱性；三是以联邦的方法处理异质性与统一性。她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努力的进程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是一致的：核心在于美国的民主革命和稳定发展的、经得起挑战的民主制度。最近，我还将阅读一位非洲学者正在写作的《托克维尔在非洲》一书的前几章。与我同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的阿富汗学者也在思考：《托克维尔在阿富汗》。
可以说，很多学者都在托克维尔努力的基础上，继续着自己的学术努力。这些努力未必管用，即使托克维尔也只是预料到了美国南北战争必然爆发、20世纪必将是美国和俄罗斯平分天下的世纪，但他的准确预料并没有使人避免这两大事件对于人类的发展和福利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努力，也未必一定能够影响美国民主制度在21世纪成功地处理新的挑战；非洲学者和阿富汗学者的努力，也未必有利于非洲民主革命和阿富汗民主革命的成功，但是努力总是必要的。学术努力不是万能的，却是人类的发展万万不可少的。中国的托克维尔完全有必要进行自己的努力，这未必能够决定中国民主革命在21世纪的全面胜利，但肯定有助于21世纪中国民主革命的尽早取得成功。
三、对于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的价值
我个人的学术努力可以用IAPP来概括，这一努力与"托克维尔"在中国的努力未必一定吻合，但我认为是密切相关的，至少可以看作是中国托克维尔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一个系统的治道变革的进程：从人治走向宪政法治，从单中心集权统治走向多中心自主治理，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无限政府走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有限政府，从专制的治道走向民主的治道，从封闭的公共(服务)经济或者政策走向开放的公共(服务)经济或者政策等。这一治道变革进程是一个系统的进程，它是20世纪后20年中国革命的重要内涵，而且是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将在这一进程中发生。没有系统的治道变革的进程，中国的民主革命缺乏可靠的制度平台，永远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也可能是短暂的。IAPP研究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本价值，以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为基本逻辑和方法，着眼于治道变革的顺利进行，致力于公共政策问题及其制度平台的研究。IAPP之所以着眼于公共政策，是因为在现在时，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选择与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才能真正影响发展进程。当然，在IAPP看来，公共政策并非是政府垄断的，而是开放性的，每一个公民、任何非政府的社团和组织，都像政府一样，有自己的选择与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从开放的视野，研究公共政策，是IAPP学者有别于传统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特色。
《论美国的民主》是IAPP分析的必读书之一。作为IAPP学者，《论美国的民主》"序言"有什么学术价值呢？这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需要，来寻找其有价值的学术资源。对此，不同的学者肯定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除此之外，或许还有"勇者见勇，谋者见谋"。即使就IAPP学者来说，其阅读后的心得也会有所不同。我阅读之后，体会很多，上文的许多体会，对于IAPP研究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除此之外，我还有如下体会：
写作方法与研究方法结合的价值。托克维尔"序言"写作方式是写意式的，也是写实式的。他把民主革命的发生，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在此，他隐隐约约看到了上帝的意志，或者说历史的客观规律。据此，人们分析说托克维尔具有历史决定论的倾向，或者说托克维尔具有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但是在我看来，他的分析，并没有因此而中止，他看到了发生于革命过程中每一种力量的作用，也看到了知识的局限，以及民主革命新时代对于新的政治科学的需要。他的努力，恰恰是顺应这一新的政治科学探索的需要。这是一种写作方式，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宏观和微观兼顾、客观潮流与人类努力结合的研究方法。他有利于现实之外，冷静观察，又对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保持现实的关怀，预测美国革命的政治科学基础，为法国革命奠定新的政治科学基础。他既是描述、解释和预测导向的，但也是政策导向的。这种宽广的研究和写作视角，对于IAPP研究者来说，具有借鉴的价值。当然，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是用非常严格的语言，用非常严密的逻辑，用争议最少的事实为基础，来鉴别问题，提出观点，并进行论证，然后给出对问题的解释性意见、预料性意见，或者政策性建议。现代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使人们越来越远离气势磅礴的笔法，也使得人们失去对于重大发展趋向的总体的把握。在这一方面，托克维尔的写法和研究方法，或许有争议，但其借鉴价值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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