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的边缘》之制度之“墙”
舒国滢
【全文】
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善于筑墙的民族。我们有自古以来绵延千年不断修造的“巨墙”（Great Wall，长城），把一个诺大的中国圈划为一个封闭的院落。在这个巨大的院落之内，又有数不清的社群、单位、城市、乡村和家庭修筑大小不一、高矮不等和格式不同的隔墙，把占有的空间切分成更小更封闭的院落，使长城之墙延展至“天之涯，地之角”。院墙，划分出空间之内和空间之外，划分出“你的”（Dein）和“我的”（Mein）之界限，把一个所谓“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距离以物体间隔的方式确定下来。
“墙”之符号含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墙具有防护性，它可以强化我们内在的一种本源的安全意识。墙体把可能的入侵、无明的混乱或喧嚣阻挡在我们的感觉空间之外，使我们在其防护之下可以安全地劳作或休养生息。在此意义上，“墙”使我们生成一种对抗的能力，一种对有限物控制的能力，一种自由伸展意志的能力。没有墙体阻隔的空间是混沌的，而在混沌的空间内活动是缺乏安全保障的：因为混沌既能使人拓延本能和欲望，也能使人遮蔽自我的范畴意识，不能把捉空间之内人与物体运动、变化的形态及规律，从而使自我陷入恐惧和惶惑。正是“墙”的分隔才使混沌变得清晰可辨。其次，墙具有型塑性，它的构造形式及其所圈定空间范围的大小，会对生活于斯空间的人群之习性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墙标识出我们视力所及的范围和行为的空间界限，人们通过“墙”的边界看清和熟悉界限之内的人际、空间之物的方位及距离，以至于根据有限而“可靠的”经验知识，做出习以为常的、“合适的”决定和行为，与所熟悉的社群确立的秩序和法度融为一体。一般而言，墙所分隔的空间愈小，生活在该空间内的组织程度愈高，其制度和规范的社会整合能力愈强。
但“墙”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狭性。墙总是与“界”如影相随的。墙是防止“外人”入侵的，翻“墙”而入者，往往被视为“贼”。但“墙”也禁锢了墙内之人的活动。人们在修筑墙的同时，实际上是在限缩一种自由腾挪的空间，甚至是在人为设定一种有限的思想空间，一种视界，一种认识能力或想象力。“墙”阻隔了危险、恐惧和侵略，但也阻隔了人际自由的交往，信息的通达和意见的交换，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友爱、人类的基本信任和相互依赖。高垒城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一种信心的缺失，一种能力的衰退和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的消隐。人类的自由在伸展或拓延时正是因为可能撞上各种各样的“白墙”，而在同步趋向退化。不仅如此，人类层层筑墙，还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后果，那就是：人际积怨或仇恨由于墙的阻隔而不断延续，人类辩谈和对话途径出现中断，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和原则受到扭曲，人类整体进入某种理念社会的梦想永远不能成为现实。那些时刻龟缩在围墙之内寻求安全的类群，甚至由于缩小自己的生存空间而逐渐趋于消亡。只有意识到围墙之危害的类群，才会主动打通墙体，寻找通往更大的自由空间的道路，在与其他类群和平交际的过程中求得安身立命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筑墙或拆墙，事实上是一种生存与发展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