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不是不可以作为法的某种价值，但它充其量只能是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殊不知，公平正义是法的永恒的理念、价值和追求，效率只是特定时期或条件下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一致的，后者不得超越、优于前者。置公平于不顾的效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否则就是动乱、起义乃至革命。我们无法想象，违反诚实信用的巧取豪夺、社会的普遍投机心态和投机行为是有效率的；当然，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效率命题产生的特定条件而言，也不能认为计划经济及其“大锅饭”、行政暨长官配置资源、以“公”的名义无端压抑个体冲动和私权的种种做法是公平的。
在发展中求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在新发展观指引下，经济法的平衡协调观必将获得新生。这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弘扬、普及，将使优良的经济法变得名副其实，摒弃有违平衡协调和实质公平正义的恶法，并依经济法的固有精神修旧补阙，完善适应新发展观的经济法，为中国新一轮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提供应有的法治保障。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决定》对公有制保持了一份执著，其中明文写道：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不是一个新的、但却是重要的政策信号。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改革的目标模式，多少是忽视或不情愿市场经济前有“社会主义”作修饰的。每一轮改革，都被许多人视为新一波的化公为私过程，公有制不免构成观念上和实践中的一种障碍。于是，就出现了种种理论来为此辩护、论证，诸如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人产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公有财产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休克疗法从长远看比渐进式改革更好，云云。
然而，在中国实行或不废除公有制，应该不仅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要实现统筹发展，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始终不背离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和福祉，光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是不够的。统筹发展、平衡协调要有它的经济基础、经济关系。如果整个社会以私有制为主导，则有共产党领导也不是社会主义了；有军队维护这个政权，它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而中国要在如此现状下尽速发展、复兴、繁荣，又不得不藉助社会主义的名义和实践，否则只能是低级、野蛮落后的小商品经济。
尽管公有制与私有制相比，其运行和实现较为复杂、困难，对制度的要求高，但是骑虎难下，不仅不能放弃，而且必须驾驭好，稳步直前。以公有制的典型形式之一国有制为例，它与私有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主体是一个体系、一个个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天然的利益驱动和约束，其参与市场关系的主体有赖于制度的模拟和保障，因而代理成本高。要将这样一种财产权与市场相结合，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经过百多年的奋斗、探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的心得、经验积累日甚，信心越来越足。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革的理论准备之一，就是学者与官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而且应该引进商品货币关系，公有制下之所以要搞商品经济，就是因为国有制、公有制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内部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承认它（他）们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开展交易和经营，不然就是大一统的国有制和大锅饭。由此，市场关系进入公有制内部，一发不可收拾，国企、国有财产控制的企业完全在市场的基础上活动，计划式微，原《
经济合同法》蜕变为民事
合同法就是明证。除企业外，政府或其部门、同业公会、媒体、俱乐部等，也加入到竞争的大潮中来。国有主体与私人相比在竞争中尽管有不利因素，不如私人那般“活”，又容易为扮演公有角色的内部人等非所有者控制而异化，但毕竟竞争得有声有色，如企业、政府等角逐公司大股东地位，中央和地方像自然人一样依
公司法合资经营（如企业、桥梁、水利设施等）、纷争求利（如公路收费），地方政府契而不舍地投资发展经济以造福一方（如奇瑞汽车的崛起）等等，一派中国特色。对此完全应该正面地看待，不能以它“乱”、不再那么大一统而否定它，否则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今天的发展和繁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