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发票的社会功能与法律定位
——兼与李建人和信海光先生商榷
翟继光
【摘要】有奖发票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可以增加税收收入、堵塞税收漏洞；提高纳税人的税法意识；实现税收征管方式从核定征收向查账征收的转换。设立有奖发票不存在违法问题，有奖发票的奖金没有法律限额，有奖发票中奖所得免税虽具有合法性问题，但具有合理性。我们应当通过立法来完善有奖发票制度，而不是否定有奖发票制度。
【关键词】有奖发票；发票管理；社会功能；法律定位
【全文】
有奖发票自1990年在福州市和唐山市试点以来，目前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有奖发票已经深入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此同时，关于有奖发票功过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赞成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总是此起彼伏。有奖发票具有哪些社会功能？它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的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有奖发票是否符合法治原则？如何在法律上给有奖发票定位？这些都是急需我们予以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结合李建人先生的《有奖发票若干法律问题思考》（《法学》2003年第3期）（以下简称“李文”）一文和信海光先生的《揭开有奖发票的真相——一个几乎涉及大多数都市居民的误区》（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9531.html）（以下简称“信文”）一文的基本观点来论述有奖发票的社会功能与法律定位。
一、有奖发票的社会功能
（一）有奖发票与税收增长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李文认为有奖发票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护税”目的，但它提高税收收入的效果是“以更加巨大的投入来维持的”。而信文更是直接指出提高税收收入并不一定是有奖发票的作用，有奖发票只是“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浪费了国民的生产效率，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已。
我们首先来探讨有奖发票与提高税收收入、堵塞税收漏洞之间的关系。李文肯定了有奖发票具有这一作用，信文否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其论据是“从目前报道出来的资料来看，虽然提到使用有奖发票以后税收有所增长，我国的税收每年一直都在增长之中，并无法证实，是由于推广有奖发票所致”。新闻媒体的报道的确没有对有奖发票的使用和税收收入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严格的证明，但是，信文的这种论证方式是无法让人赞同：因为我国的税收每年都在增长，所以二者没有因果关系。这里面看不出一点逻辑的影子。如果说因为在采取有奖发票措施的同时也采取了其他很多措施，因此无法推论这部分税收收入的增加是由于有奖发票的采用所致，那么，这种反驳还是有道理的，但仍然不构成证明二者没有因果关系的论证。如果税务机关采取了一项新的措施，而税收收入随之增长了，那么，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这种现象一直存在，那么，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了，也就可以近视认为二者具有因果关系。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没有给出严格的证明。是的，我们无法给出严格的证明，但是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现象都是难以严格证明因果关系的，不能因此就否定社会现象中存在因果关系。而且，当我们拿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证据时，对方如果要反驳我们的观点就应该拿出反对的证据，而不是一味强调我们的证据还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严密程度。对方可能会说，他们无法证明不存在的东西。这一反驳是不成立的，他们要想推翻这一命题其实并不困难，他们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了，比如，某地没有推行有奖发票措施，在其他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也以同样的幅度增加，或者，某地推行了有奖发票措施，在其他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甚至减少了。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而就目前来讲，社会上并没有出现类似的证据。因此，我们只能认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退一步讲，即使我们无法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能构成否定有奖发票制度的理由。只要税收收入的增长不是虚构的，只要有奖发票制度的推行和税收收入的增长总是形影相随，无论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理性人的选择都是继续推行有奖发票制度，而不是废除这一制度或者因为暂时还无法证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犹豫不决。
其次，我们从理论上来探讨一下有奖发票如何能够增加税收收入。税收的征税对象主要包括所得、财产、商品流转额以及应税行为，征税对象的确定主要依靠作为交易原始凭证的发票，发票记载了市场主体所发生的主要交易行为，如购买、销售等，纳税人依据发票来确定自己的营业额、所得额以及所拥有财产的原始价值，税务机关也要凭借发票来审核纳税人申报的营业额、所得额、财产价值额等计税依据是否准确，因此，发票是税务机关征税的主要依据，是确保税收收入、防止偷漏税的主要手段。有奖发票调动了普通老百姓索要发票的积极性，无疑就为准确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提供了基本的审核手段，其增加税收收入、防止偷漏税的作用是其本身所内在的，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