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护国战争的主将蔡锷完全可与美国独立战争的主将华盛顿齐名，甚至两人的处境、遭遇到的事情以及两人处理事情的方式都完全相同。具体表现在：
　　A、战争爆发时，两人都是普通公民，并无一兵一钱一职，但都很有民望。
　　B、两人参与战争的动机与目的完全一样，争取国家、地域独立与君主专政世袭体制，战败则身死，功成则身退为民，不谋一丝权力。蔡锷的精神浸透着共和的精神而没有任何群族（阶级）理论的糟粕存在。因为帝制、专政、世袭损害了全中国国民的人格，所以袁氏称帝，第一个起来反对就是蔡锷。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专政、形形色色的世袭永绝于中国。正因为如此，蔡锷的理想与华盛顿的理想完全一样，不仅要再造共和国，而且要做共和国第一国民，绝不贪恋任何权威。尽管云南都督本是蔡锷的部下，云南举义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蔡锷仍然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功成以后，蔡锷随即通告下野，做普通民众，不掌一兵一权。1916年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
　　C、蔡锷对于国民、军人、党派、共和国的理解与华盛顿完全一致。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国家应当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实行政党轮替。但政党不得拥有暴力，不得控制军队，并倚仗暴力捕获国家权力。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军不分、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各政党随时有动用武力贯彻本党政治意图的隐患。为了完成共和目标，蔡锷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与当时孙中山军权虚置，极力以党控军、培植党军势力相反，蔡锷当时党权、军权在握，却愿意从自己开始，首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统一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可谓高风亮节。蔡锷也反对军人结社，因为军人握有武力，军人结社干政，必会以武力为后盾，破坏共和，推倒内阁，以民众为鱼虾，走向专政、世袭制的不归路。
　　D、蔡锷护国功成之后，其声名之高也与华盛顿差不多，如果蔡锷未死，中国的军阀谁都不敢以身试法，步袁世凯后尘，实质上再废共和。共和之再造，全赖蔡锷之发难，各省次第响应。从当时全然无望到后来大功告成，竟然不满5月，以致蔡锷也认为，护国之胜，实为体现民意的天意。他在《护国岩铭》及序文中写道：“中华民国四年，前总统袁世凯叛国称帝，国人恶之，滇始兴师致讨，是曰护国军，锷实董率之。逾年，师次蜀南，与袁军遇于纳溪，血战弥月，还军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乃未几而桂粤应，而帝制废。又未几而举国大噪，而袁死，而民国复矣！嗟呼！袁固一时之雄也！挟熏天之势，以谋窃国。师武臣力，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余与二三子军书之暇，一叶扁舟，日容与乎兹岩之下。江山如故，顿阅兴亡，乃叹诈力之不足恃，而公理之可信，如此，岂非天哉！世或以碚袁为由吾护国军。护国军何有？吾以归之于天，天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兹岩云尔。蔡锷题，殷承献书，民国五年七月勒石。”
　　蔡锷之死让军阀们有恃无恐，他们打着民国的幌子，以党控军，大搞一党专政。比较突出的例子是蔡锷的部下，西南大军阀唐继尧，在护国战争功成之后出兵四川，抢夺地盘，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就连领导两次护法战争的孙中山，也未能走出以党控军，一党专政的陷坑。孙中山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在军政、训政的泥坑里一陷就是84年。直到2000年、2004年两度败选之后，才开始实行党主席直选，成为健康的政党。至于另一大党与附属小党，打着共和国的幌子，在阶级革命的泥坑里苦苦挣扎，动用大量的国力支持反共和的专政世袭制度，在共和制度建设方面形同梦呓，至今毫无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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