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法学家，拉班德所生活的时代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所周知，在德国，近代意义的宪法典是在19世纪初才开始出现的，但那些都是各邦的
宪法，作为德意志国家的统一
宪法是在1871年才得以诞生的《德意志帝国宪法》（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s），即俗称的《俾斯麦
宪法》。拉班德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生涯，恰好展开在这样一个前人的
宪法思想火化迸溅已久，接着，宏大的体系正处于喷薄欲出的时期。
在思想史上，这至少可追溯到18世纪末。自此以降，德意志法学开始进入了流脉颇为错综复杂的时代。由于普鲁士启 蒙绝对 君权主义的发展，16世纪以来的德意志自然法学与西欧其他国家的自然法学为民主政治做出贡献的进路不同，曾一度积极介入立法活动的实践，并居然 成为 君主制的拥护者。与此不同，由于洛克、孟德斯鸠，特别是卢梭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当时也存在反对专制主义的立宪主义思想。有趣的是，一批公法学家则从这种立宪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实的
宪法结构进行实证的分析。曾被誉为“德意志公法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始祖”或“德意志国法之父”的莫泽尔（Johann Jakob Moser,1701-1784）以及与之齐名的普特尔（Johann Stephan Pütter，1725－1807）等人，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学说中所体现的那种由自然法学那里提供的立宪主义立场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的奇妙结合，后来就成为贯穿于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宪法学的源流。[6] 而拉班德正是这个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宪法学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但在19世纪前期，施塔尔（Friedrich Jurius Stahl,1802-1861）和布隆奇利（Johann Kaspar Bluntschli,1808-1881）等人进一步为后来的拉班德他们，预先夯实了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基础。
施塔尔是研究法哲学起家的，在法哲学的代表著中论述了他的国家理论 和 君主理论。[7] 他严格区分了国家的目的（内容）和国家的方法（形式），为此认为国家也可分为道德国家（Sittliches Reich）和法治国家(Rechtsstaat)，其中，道德国家是“神性人格化”的国家，人类的共同体必须是道德国家，为此而设立法治国家，质言之，法治国家无非是实现道德国家的一种方法意义上的设备。而近代国家必须是这种法治国家，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就国家行为的发动、国民的权利行使进行严格的规定，方能实现作为国家目的的道德理念。我国台湾学者 陈新民 博士曾指出，施塔尔对法治国家“采行形式意义的认定，且必须透过实证法律来界定国家权力运作之轨迹和范围”，[8] 这是很准确的评判，日本学者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认为其学说“形成了近代德意志的实证主义
宪法理论的基础”。[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