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弹劾。——新
宪法秩序的制度（分立政权以及党派对立的国会）导致了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甚至在选举结果似乎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不赞成启动弹劾程序之后，高度派性的众议院仍然投票通过要求弹劾总统。140 同很多观察家一样，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认为弹劾事件是
宪法性动荡，因为“弹劾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启用，否则就会有重大的体制危险。”141 对这起弹劾的一个解释是，其结果已经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即弹劾的确应当仅仅在极端情况下才能运用。142
然而，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审视弹劾及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尽管民主党在新宪政体制建立之时持反对立场，但克林顿总统还是采纳了该政治体制的政策主张。在克林顿1992年当选总统之后不久，斯蒂文·斯考罗耐克在其文章中就预测到，基于宪政体制的结构，有可能发生弹劾。斯考罗耐克认为，克林顿采取的“占夺策略”的“特点”是“培养独立政治认同，发展特别联盟，以及甘冒受辱于弹劾的高度风险。”143 克林顿这样的总统使得本党很为难，因为他把反对党的政策据为己有，并且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激怒了反对党。在这些情况下，很有可能一次失足就会导致弹劾，特别是当反对派认为总统来自党内的支持已经被占夺策略所削弱的时候，更是如此。
果然，正如该弹劾及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弹劾不需要任何重大理由。对克林顿的弹劾看起来没有起到作为弹劾的什么影响。144 在克林顿被宣告无罪后不到六个月，一个主要的共和党人说：“我们总统搅乱了国会，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145 我们不把弹劾当作
宪法危机，而是看成是一个“无害、无碍”的事件：一个高度派性且对立的众议院可以预见到弹劾将以失败告终，但为满足多数党的党派利益，仍然启动弹劾程序，但不会瓦解宪政秩序。146 与此相似，未来的总统们将看出推行占夺策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风险：弹劾可能发生，但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在一个象1998年那样明显对峙的政权中——一个政党控制总统和参议院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席，而另一个政党掌握众议院多数——弹劾可能经常发生，高度派性的众议院将把弹劾总统当作家常便饭，而参议院却不可能把总统赶下台。如果弹劾象这样正常化，那么可能最后就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混乱。147
4、 个人权利。——根据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的
宪法观点，仅将财产权利的一些背景规则与第一部权利法案及重建时期各项修正案相结合，无法充分地促进人的发展，因此国家需要制定第二部权利法案。148 种族隔离不得不通过大刀阔斧的国家政策加以取缔，以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热望；经济上的不平等不得不通过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加以消解；老年人的艰辛不得不通过向老人提供医疗保险等健康照顾加以减轻。
而新宪政秩序的雄心消磨，却出自对如何实现自由与繁荣的不同看法，从某种程度上，该看法要比新政和伟大社会秩序的更注重自由权（more libertarian）。149 为保证自由和人类繁荣，只需对财产权利的背景规则进行少量调整。因此，新宪政秩序的特色在于，政府项目规模小，且目标温和：任何在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中的缺陷和不足，都通过市场为基础的调节来加以解决，而不是通过雄心勃勃的再分配方案。150 与之相似，减少贫困的手段是保证穷人获得教育和培训，以使他们可以积极参加劳动力市场，而不是提供慷慨的公共救济。这样，尽管新宪政秩序仍然认为不能仅仅依赖财产的背景规则，但对其进行补充的方式改变了。而虽然新
宪法秩序对先前体制的更大项目进行了渐进式调整，但似乎并未试图废除那些项目。
综合看来，这些特征显示，新秩序可能向温和的自由权主义（libertarianism，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相区别，参见注149——译者注）的形式复归，而没有将自由权主义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项组织原则。温和自由权主义获胜了，因为新体制中的政府完全无法做得太多，因此保留了很多原体制的残余。151
（三） 一些限定
以上分析主要建立在新宪政秩序的一些普遍结构特征上。这些特征给各种政治活动家提供动力和机会，而无论其偏好、信仰或者价值观如何。尽管政治结果最终来源于个人选择，但作为第一步似乎有益的是，超越具体的个人选择，而把分析限定在结构之中，在这些结构里面，个人得以活动。152 直接诉诸偏好、信仰或者价值观可能是一条无助的捷径：诚然，当今的公共政策来源于议员们的保守偏好和克林顿总统较少的保守偏好之间的冲突，但这并不能捕捉到我所相信的新宪政秩序更为基本的那些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