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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候选人是由初选产生的。渴望当选的政客必须把自己直接推向公众，而没有经过任何政党组织的筛选。选举变得比以前更小了，并且被最派性的人所控制。这些更小的、更派性的初选，61 逐渐使得候选人更意识形态化，并由此造成议员们也更意识形态化。一旦当选，这些议员们仍然被迫取悦选民中最派性的人，以便使自己在初选中免于受到指责，因为初选中主要的威胁很可能来自本党的死硬分子。62 结果是，派系对立的趋势不断上升：共和党议员比普通公众更保守，而民主党议员则更自由。63
以初选方式推举候选人，使得候选人相当直接地走向选民和捐款者，而非求助于党领导人，这降低了地方政党组织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高了在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因为“初选选民比大选选民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且各党积极分子倾向于迎合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国性利益集团。64
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中的国会各党派的组成是多样的：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和自由的北方民主党人一起共事，而共和党则既包括具有国际意识的“洛克菲勒共和党人”，也包括孤立主义的保守分子。导致新政和伟大社会时期国会政党的这种异质结构的原因是，确定候选人是由地方政党组织操办的，而非选民自己。65
在新宪政秩序中，国会选区本身在党派意义上已经逐渐变成了同质的。例如，1998年， 94名在职议员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获得连任，114名只遇到了轻微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各个选区牢固地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66 一边倒选区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高法院关于重划选区的判决，67 这些判决宣告那些出于传统但在司法上不可接受的动机而进行的选区划分无效。政治家们无法再运用选区划分来人为操纵象某些经济团体这样的投票力量，他们发现自己可以自由运用划分选区作为保持党派优势（partisan advantage）的工具，68 而计算机程序的发展也加强了这个效果，这些计算机程序能够衡量不同的选区划分对政党的影响。69
在同质选区中，在职者面对挑战主要来自于本党内部政治上最积极的，也因此是最意识形态化的人。70 结果，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国会中的党派同质已经大幅提高。71 正如一个国会议员所说：“这一切可以追溯到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原文未注明索引，应为369 U.S. 186——译者注）的判决……因为国会的选区越来越被一党控制，因此美国国会变得更加极端。选区重划进行三十年后，国会将越来越党派对立。”72
普通选民发现这些党派差异之后，看来已决定最好的选择就是建立分立政权，“通过使两党控制不同的部门，来平衡双方的政策或意识形态。”73 正如莫里斯·费瑞纳（Morris Fiorina）解释的那样，各党积极分子们“要求进行抉择（choice），而非随声附和（echo），并把他们的候选人拉向更极端的立场。但越来越多的选民宁愿附和也不愿抉择，因此他们把选票投向不同的党派。活跃分子试图强行建立有原则推行项目的政府，而选民的回应就是使政府分立。”74
为了形成分立政权，选民已经削弱了政党作为机构的重要性。很多选民不再把自己视为民主党人或者共和党人，如果那样做就无法创立分立政权。也许费瑞纳所提出的抉择-附和隐喻（choice-echo metaphor）会有助于说明问题。过去选民有时很难搞清楚各党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别。尽管总统竞选中的各种纲领通常能清楚地让选民了解究竟应该投票给谁，但在国会选举中却经常模棱两可。75 以前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是异质的，则选民从共和党候选人身上推论出其意识形态的最好途径，就是他坚决反对民主党。然而，在选民党派解组情绪和伴随而来的投票率下降时代，政治精英们已经努力在精英水平上重构政党。这一重构的过程澄清了两党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立场。例如，在里根总统期间，国会候选人在北方以民主党的身份参选这一事实，就传达了一些关于其政治立场的明确信息。与此相似，美国契约同样给国会共和党提供了反对纲领，来标志他们将采取的立场。76 选民可以看到统一的政府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并且准备反对由两党提供的选择。选民决定在1994年通过让共和党人重掌国会来分立政权，并通过在1996年让克林顿连任来维持这种分立。77
在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时，利益集团楔入国家政府也以某些方式影响到了政党。首先，“进入政府各机构使得现代政党和利益集团得以利用公共资源，而无需进行全方位的选举动员。”78 利益集团可能因此绕过国会政党而直接和政府机关打交道。利益集团的巩固也使得体制改革逐渐困难，里根在改革国家行政结构中所遇到的阻力就说明了这一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增加了总统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减少了政党在政府中所起的作用。政党由于缺少控制国家政府的资源，因此最终由追求动员选民的组织转变为帮助指导自己竞选的候选人的服务组织。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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