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林顿的占夺策略下，联邦政府的雄心消磨了。到1999年为止，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说服了民主党接受小政府。民主党议员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总统弹劾案，这意味着他们已支持克林顿的政策，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所阐述的竞选纲领也和克林顿的计划相仿。41
采用占夺策略的总统会面临来自本党和反对党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本党顽固分子倾向于固守正被替换的旧有宪政体制，因此这些总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意见强加给本党议员。其次，反对党很可能对自己的政治纲领被总统据为己有感到恼怒，并会质疑这些总统努力的真诚性。42
体制变迁的发起总统和他们的继任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个给定体制之中发生的。斯考罗耐克认为，新旧体制交接的成功与否对体制转轨的影响巨大：每个体制都留下了一些积淀的残余，其继任者必须要加以解决。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的重要遗产，就是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日益上升。43
西德尼·缪奇斯（Sidney Milkis）阐述了罗斯福总统是如何将利益集团楔入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之中的。44 罗斯福上台之时，全国性政党都是各州和地方政党的联盟，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分配赞助。各州机构中有很多阻碍了新政计划的实施。45 尽管罗斯福试图直接挑战州政党，但其收效有限。他真正的成就在其他方面，那就是间接地把赞助导向（patronage-oriented）的州政党改造成了一个拥有独特的任务议程的全国性政治组织。46
罗斯福的独特贡献在于创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全国性总统政党，独立各州政党，而各州党派则继续在选择国会议员方面起重要作用。他实现这一变革的方式，是吸收大批智囊和组织人才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这些人成为他的重要支持者：由自由派专业人士组成的骨干，例如社会工作者，他们拥护罗斯福新体制的原则。47 罗斯福依赖这些进步的专家来充实新政体制下的政府机关，结束了联邦政府工作按政党分肥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政府机关独立运作于国家党派，并从而能够把选民同国家政府直接联系起来，无需地方政党的介入。48 罗斯福还率先使自己的总统竞选班子独立运作于自己所属的全国性政党，这种做法到目前已很普遍了。49
然而，斗转星移，这些创新已演变成了缪奇斯所称的“侧重于政府而非选民的政治”。50 在新政和伟大社会宪政体制衰落之际，各利益集团动员选民的努力也消失了。在以政府主导的政治中，利益集团竭力影响政府机关，因为他们相信这一行动过程和他们名义选民的利益一致。政党变成了“公共官员、求职者以及政治活跃分子的联盟。”51 并且国家决策变成一个“游离于规范政治过程之外的充分发展的政治和政策网络”的产品。52 现如今的政治结构业已定型。院外活动者现在花大量的时间来游说政府机构，而非国会，53 并且正如后文所述54，通过初选确定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做法，使得民选官员自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党组织。
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的遗迹仍然继续影响着新宪政秩序。利益集团仍然势力强大，特别在影响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的政策方面尤其如此。尽管行政分支的“机构膨胀（institutional thickening）”（这被斯考罗耐克称为国家官僚机构的兴起）加强了总统的形式权力，甚至有时还加强了他的实质权力，但这些机构也同样会被“其他人士用来阻碍总统方案的实现，进行更强的抵制”。55 并且，政府仍然是政治的焦点。另外，与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后期一样，总统竞选仍然是“以候选人为中心”，56 国会选举也逐渐变得如此。但是新宪政体制中民选官员又有了一些新特点。例如，新宪政秩序的一个重要特性似乎就是总统政党和国会政党的重新团结。57 美国契约帮助巩固了共和党。58 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以及克林顿及其盟友重构政党意识形态重心的努力，也促使民主党重新团结起来。统一的各国家政党已再次掌控了决策过程。但在新
宪法秩序中，这些政党不再具有新政时代曾具有的和选民的关系。
2、 分立政权中党派对立的国会。——对新
宪法秩序的各组成部分，本文已讨论了以政府为中心的总统所起的作用，接下来笔者将探讨其他部分。首先，新秩序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公众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在二十世纪，参加国家选举的投票选民下降了25%。59 尽管观察家在这一下降究竟是由于选民淡漠还是出于选民满意的问题上存在分歧，60 但下降这一事实却无可争议：目前控制着国家政治的，是相对小的选民集团，而非政党组织。投票率的下降导致了国会政党的衰微，其成员几乎是作为独立人士参加竞选的。国会党派可能象聚会一样松散，因为它们无法对候选人竞选活动进行有效控制，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则是统一的。他们也是高度派性的：为了获得提名，候选人必须在意识形态同质的选区中，求助于党内中最活跃（并也因此最派性）分子。最后，分立政权在新
宪法秩序中成为常态，即一党当选总统，另一党控制国会至少一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