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某类主体是否享有宏观调控权，对于判定该主体可否从事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判断调控行为的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参见拙文《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权责结构”与“利义结构”的称谓，完全是为了在研究过程中的表述和区分上的便利；同时，也是感到对职权与职责简称为“权责”、对权利与义务简称为“利义”，似亦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对调制主体而言，主要是如何“行权”和“问责”的问题；对于调制受体而言，主要是如何保护权利背后的利益，以及如何为获取利益而履行义务的问题，因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利义分配”，解决好“义利之争”。此外，在上述两类结构之上的，是可以涵盖两者的“权义结构”，它恰好又是两种称谓的综合。
如同一般市场规制行为与特殊市场规制行为的区分一样,特殊市场规制权,也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一些特殊市场的地位的提高以及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的提高,而逐渐在制度中得以确立的.它在总体上当然同一般市场规制权是一致的,但同时,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授权,从而会形成特殊的或特别的市场规制权.此类规制权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不仅与特殊的市场、特别的授权等相关，而且还与一定的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联系密切，并具体地体现为一系列的监管权。
对体制法的强调，恰恰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私法的重要特点。在经济法的各个具体部门法中，都涉及到体制法规范，并且，这些规范都具有基础性地位。没有这些规范，也就不存在相关的调制。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易名是否合适，还颇值研究。事实上，国家总要有计划，即使是市场经济再发达、经济再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有国家的计划，只不过这种计划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计划有所不同而已。
参见罗干：《关于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98年3月7日。
对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学者往往各有其说。本人曾尝试将其概括为三大基本原则，即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和调制绩效原则。参见拙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我国《
立法法》第
8条所规定的相关法律保留的事项，实际上主要涉及的是经济法所调整的领域。但恰恰是这些领域，问题非常突出：或者立法尚付阙如；或者立法权旁落于政府；或者政府职能部门以解释代替立法，等等。这些问题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领域几乎都存在。
如我国企业的摊派拒绝权，实际上只是市场主体的拒绝权的一种体现。事实上，从更高的层次上说，拒绝权是市场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宪法性权利，它体现了对市场主体基本的财产权、经营自由权等权利的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拒绝权的具体形态还会更为多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