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则适用一般性原则以达成合理的宽宥，例如嘉庆20年（1815年）“卢全海案”。被告卢全海之父被杀身亡，卢因而将对方家中兄弟二人杀死。法律规定“一次杀死一家之内的二人，绞立决。若系一人所谋、一人所为，则该人应斩立决。卢全海依法应予斩立决，但是原审机关及刑部都建议皇帝对被告减刑处理，其理由是被告为报父仇而杀人。（《刑案汇览》卷四十四）
这里适用了一条没有明文规定的抽象原则即：如果罪犯是因为履行家庭义务而触犯
刑法，那么他应得到减刑处理。
第三，传统法官具有平民意识，善于动“情”。虽然不符合职业主义的要求，但是体现了某种可贵的人权关怀和人文关怀。这种法官不但在自已的生活中严于律已，在对待社会弱者总是施以同情心予以倾斜保护的。这恰恰与现代福利主义社会中的法律公平观相吻合。比如
劳动法对劳资纠纷、竞争法对经济力弱者的保护、消费者法对消费者的保护等等，都体现了实质主义公平观。传统法官象平民那样对待法律与事实，至少它在个案中能够实现具体的正义，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赞成和拥护。比如明代法官海瑞说：“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于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时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前述宋人王罕对那个案件的处理就体现了平民性倾向，并且办案的社会效果良好。所以，梁治平说，表面上看同是依法行事，实际上却有深浅之分，真伪之别。执行法律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门艺术，必须创造。这时，法官的人格与识见，就像艺术家的修养与趣味一般，是他们创造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24]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判决是否必须符合民意？美国联邦九位大法官可以推翻由民意决定的国会的法案，少数人为什么可以否定多数人的民意？判决产生过程中法官为什么要独立审判，不听从社会民众的舆论？社会上多数人支持的观点，法官为什么可以不采纳？为什么法官的判决常常得不到民意的支持？
四、中国传统法官实质性思维对现代中国法治的危害
现代中国法官仍然存在着这种实质性思维方式，这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具有一定的危害。
其一，中国传统法官的实质性思维属于非理性的法律思维，它导致法律术语贫乏，也缺乏具有普遍性的严格的术语。这一点是中国古代法所欠缺的，因为中国古代法强调法律特殊主义而不是法律的普遍主义，热衷于律的细则化[25]。形式化要求法律的“普遍性”，包括通过一般性法律词句——即通过较大综合性与包容性的法律概念、术语——来表述法律内容，这些概念、术语是经过法律理性思维对法律现象进行抽象而生成的。
其二，实质性思维导致的司法平民化，导致行外人士任意干涉职业法官的活动。判决被作为民意的载体，法官被当作民意代表，因此法院被当作政府的衙门，司法机关及其法官的独立地位无法确立。
其三，司法活动不讲究严格的解释与推理技术，更多的听凭直觉与经验，法律任凭官员任意解释和自由裁量，因而导致擅断和舞弊之风。
其四，只考虑结果与目的，不考虑过程与手段，认为只要目的正当，结果合理，手段、过程是不必拘泥的；因而把法律的程序通俗化为行政化的程序；程序的设定是为了权力的集中，没有正当程序。
其五，传统法官总是将法律与事实揉合在一起，导致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很低。相对于法律，道德、政治、经济、民意等都属于事实范畴，传统法官总是把法律与事实不作区分，即使是案外的事实也不作排除。当对这种事实的“情节”考虑是必要之时，法律无疑服从道德、政治、经济、民意等事实因素。法律与事实不区分，必然出现权势借用事实来压法律，伦理、经济等事实需要都成为否定法律的最好借口，打着“灵活性”与“目的性”的旗号，利用法的“稳定性”和“普遍性”的负面影响，来否定法律的有效性、正当性，也就是费正清教授所指出的“破坏这样的准则（指法律——引者注）是实际上求得方便的问题，而不是宗教原则问题”[26]，“舍法取义”的结局是“有治法，而无法治”。所以，中国法官实质性思维方式，对于阻碍中国法治进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