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可以用上述逻辑来讨论工人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应”的逻辑看，如果工人的利益确实如一般假定的那样的由合同完全固定的，不受经营者行为的影响，那么，让工人拥有投票权不可能是最优的。 但在现实中，由于特殊技能的存在，工人在企业中的人力资本价值大于其市场价值，如果企业倒闭，工人的利益就受到损害，在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情况下，工人也是风险承担者，在一些关系到企业破产倒闭的决策上，让工人有一定的发言权也可能是最优的。
传统上讲“股东是企业所有者”，显然是一个过分简化的说法。自80年代以来，研究企业理论的经济学家已越来越认识到，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state-contingent ownership)，股东不过是“正常状态下的企业所有者”，尽管从时间上讲，这个“正常状态”占到90%以上。 让我们来具体说明这一点。令 为企业的总收入， 为应该支付工人的合同工资， 为对债权人的合同支付（本金加利息）。假定 在0到 之间分布（其中 是最大可能的收入），工人的索取权优先于债权人。那么，状态依存所有权说的是，如果企业处于“ ”的状态，股东是所有者；如果企业处于“ ”的状态，债权人是所有者；如果企业处于“ ”的状态，工人是所有者。进一步，由于监督经理是需要成本的，股东只要求一个“满意利润”（存在代理成本下的最大利润），只要企业利润大于这个满意利润，股东就没有兴趣干涉经理，经理就可能随意地支付超额利润（如用于在职消费）。假定 是这样一个满意利润。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如果企业处于“ ”的状态，经理是实际的所有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lair (1995)认为，将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是误导的。上述分析也意味着，对债权人和工人来讲，成为“所有者”实际上是一件坏事，因为它意味着自己的合同收益无法保证了。
上述“状态依存所有权”当然只是从事后(ex post)来看。从事前(ex ante)的角度看，所有权的安排更为复杂，因为事后状态出现的概率决定于事前(ex ante)的行动，即使在某个特定状态出现以前，该状态下的所有者也可能要求一定的控制权。比如说，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可以使股东受益，但往往增加企业破产的概率从而以牺牲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即使在企业进入实际破产状态之前，债权人也可能要求对大的投资决策有一定的发言权。 现实中，债务合同常常包括一些有关投资方向的限制性条款，而企业在进行重大的资产调整时，一般要征求大的债权人的意见。这也就是说，企业所有权不同状态之间的界线本身是模糊的。
上述“状态依存所有权”理论或许可以为崔之元讲的宾夕法尼亚等29州的
公司法变革提供一个理论依据。传统理论假定企业没有破产，即企业处于“ ”的状态的概率为0，自然，最大化利润 （的期望值）就等于最大化企业总价值 ，因为除股东外，并没有其他“利益相关者”存在。但实际上，“ ”的状态的概率不可能为0，从而利润最大化不一定等于企业价值最大化。当企业的决策影响到“ ”状态出现的概率时，听一听那些“后备所有者”的意见也是必要的。但从上述分析可知，这只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应”这个私有制逻辑的延伸，而绝不象崔之元所说的那样是对私有制逻辑的否定。
当然，现在评价宾州的
公司法变革的成效还为时尚早。改变一件有缺陷的东西不等于改善。“从市场失败到政府失败”的经验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企业中的契约不可能完备，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可能完全对应，公司治理结构不可能完美无缺。如果为消除现存治理结构中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10%的错位而带来20%的错位，那倒真的是对私有制逻辑的突破了。“为股东服务”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至少是一个可操作的概念。要求经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也可能导致经理不为任何人服务，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工人阶级。
4、委托－代理理论与赫姆斯特姆的团队理论
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人不得不对代理人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而这又来自信息的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备。委托－代理理论的目的是分析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问题。当经济学家讨论到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时，代理问题与契约的不完备性问题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最优激励机制实际上也就是能使“剩余所有权”和“控制权”最大对应的机制。
赫姆斯特姆(Holmstrom)的《团队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in Teams 1982)一文是委托－代理理论中的一篇经典性文献。崔之元在其文章中以相当的篇幅讨论这篇文章，告诉读者，赫姆斯特姆在这篇论文中发现了一个“纳什均衡”与“帕累托最优”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后来被证明意味着“利润最大化”与“帕累托最优”是矛盾的，而波斯纳法官对“帕累托最优”的放弃“突出地挑明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的深刻危机，从而为
公司法的变革提供了经济学上的依据，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