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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先生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前景为何离不开新闻自由》（有兴趣者可参阅《燕南》网发布的该篇文章），可以说是点到了我们的真正痛处。我们清楚，金融业的改革状况基本处于恶性循环当中，服务行业的改革启动举步维艰。因此陈志武先生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将出现问题。说白了，金融业的改革需要司法改革配套，服务业的改革实质上便是直指了事业单位改革，也即涉及整个公共服务领域，教育制度的改革显然也包含在这个领域里面。关键还不在于仅仅涉及了3000万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切身利益问题，实质上已经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其关键的程度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绝不亚于国企改革。因此，我们的改革确确实实已经到了瓶颈了。
归根到底，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桥头堡。我们的整个社会现代性转型只有指望着它，假如说我们整天嚷嚷着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看的仍然是这个教育制度改不改革，如何改革？否则，也一样仍然是空话。
便是在此背景之下，贺卫方发出的“公开信”意义几乎跟陈丹青的辞职意义一样重大。从与“国际接轨”意义上说，大学理所当然地承载了国家与民族的思想、文化、知识积累和理想与未来，我们民族要不要前进，我们国家要不要发展，实际上基本端赖于它。我们不能没有它，我们的明天也只有靠它。所以，对那种朽腐的学术体制发出挑战，无论是陈丹青的辞职还是贺卫方的发出“公开信”，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重要的是精神。我相信，便是这种精神，已经鼓舞着为数众多的公众，尽管从个人的意义上说可能是消极的，但在制度层面上的触动则可能是积极的。至少，在震撼心灵方面，无论是陈丹青还是贺卫方，均发挥出了强大的力量。
至于苏梦枕先生提出“贺卫方先生，您为何不辞职？”，其所据理由似乎有待商榷。苏先生的理由是，贺教授是纳税人供养的，个人决定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是不负责任的。另一个根据是，若有官员类比，他们也可以说对体制不满意，拒绝“为人民服务”。 首先的问题是，我们的官员是为体制服务的，我们的教师也一样是为体制服务的。官员和教师都是国家养的，哪怕实际意义上是人民养的，但也不是出于人民的自愿，而是你养得养你不养也得养，因此用“纳税人”的现代说法来监督我们的传统体制，是不适用的。我们之所以推动改革，便是希望能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才有上述种种改革的说法，只有哪天上述那些改革一一到位了，以“纳税人”的身份来监督官员或者别的公职人员，才是有效的。而到了那时候，说不定很多大学是私立的，很多教授是由学生们养的，那么就应该由学生团体和教授团体来协商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也不应该是由“纳税人”来监督的。因此，关键在于跟旧体制间的互动，互动的效果和意义如何，而不是看他所采用的办法是辞职，或者仅仅是发“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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