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的桥头堡——从贺卫方先生发出的公开信说开去
吴励生
【全文】
前不久陈丹青教授在清华大学愤然辞职，现在北大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又在网上发布了公开信，决定2006年个人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其在公众的层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众所周知。
我们的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已经到了问题成堆的程度。即便如此，仍然具有最大量的“知识人”，均以贩卖“知识”为荣，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分享着一份“荣华富贵”，而全然不顾弱势群体们的个体权利不断地被蚕食。而且常常是在颇具蛊惑力的大招牌之下，或者叫做大历史、大叙事的框架之下，腐败的就不说了：诸如朱苏力招博事件、北航广西招生受贿事件、北交大教授与女考生的性交易事件……等等。特别时髦的比如“跟国际接轨”，于是乎几乎是在体制性的鼓励之下，常常以造假以制造某种效应来哗众取宠的。前不久沸沸扬扬的“许传玺院士风波”似乎也是典型的一例，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们暂且不论（已有众多的讨论文章），我们就单说这“与国际接轨”。许传玺先生的学术是否真的与“国际接轨”了，或者我们光是靠那么几个“海归”是否可以与人家“接轨”了？而且可能还不算那些滞留海外学有所成并已经跟人家接上轨的学者？即便是后者，更多的时候恐怕也是学术制度的优势发挥出的人才优势，否则，即便是大大的人才，在我们当下的学术制度下也是发挥不出多少优势来的。假如不在制度安排上与国际接轨，学术制度不与国际接轨，我们的知识与学术又如何有与国际接轨的可能？
是的，我们当然可以借用种种科学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但科学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科学。此其一。其二，即便是借用人家的科学方法了，如若不跟我们本土的现实状况真切地结合，不予我们本土的种种理论现实乃至制度现实碰撞，学术的活力和生命力也是大可置疑的。也就是说，我们支持的仅仅是科学的方法，而并非科学的精神，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不会有科学精神，甚而至之相反，干脆反科学精神。
众所周知，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了。说白了，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不改革，民主和科学就永远是一句空话。而且直接关涉到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事业单位的改革甚至关系到我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成败。
我们的改革在硬件上在硬环境方面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高速公路等等，几乎日新月异，“世界工厂”带来的高速度发展确实让全世界惊异，紧跟而来的能源的极大浪费与危机和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也一样让全世界侧目 。尤为可怕的是，越反越腐败的社会大现实，更是让全体国民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