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萧公权先生的最后一部长篇学术巨著为《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原由英文撰成，197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印行，后由笔者译成中文，1988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公权先生深入研究康有为，文长40余万言，缘起于大批康氏未刊稿的出现。资料既备，以公权先生精湛的哲学素养来治思想史，自如探囊取物，而且源源不绝，成此大书。
公权先生以“平心”阅读康氏未刊稿之后，对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巨子，有新的理解和论断。当英文原著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作者于康虽有批评，然大体而言过于同情康有为，甚至有左袒之嫌。此种观点多少受到民国以来革命史观的影响。事实上，公权先生本人早年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关康有为一章时，亦有所不免。如谓康氏反对革命，“貌似成理，而实多强辞夺理”，并谴责康氏“背宗邦而忠于殊类，谬误显然”。又谓：“康氏以立宪为保皇之手段，故其所号召者为假民权，托孔子以为变法之口实，故其所号召者乃假维新”。这些观点经深入检证后，都有所修正。斯乃史家忠于文献、实事求是的态度，故所谓过于同情云云，不过是以“公心述”而已。
“现代中国与新世界”为贯通全书的两大要义，前者意指国家富强的追寻，而后者则在大同理想的寻求。是以在公权先生笔下，康有为既是热情爱国的改革家，也是沉思于遥远的乌托邦建造者。粗心的读者或以为此乃矛盾现象，甚或指责作者未能妥为调和康氏思想上的不一致性。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是同一世界观里的两个不同层次；既不在同一层次，便无矛盾可盲言。公权先生已在书中明说：
这种不相同的见解并非不一致，而仅仅显示康氏如何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扮演两种不同的任务：在儒家原则上形成一改制哲学，以及建立一超乎儒家的广泛哲学体系。关于后者，他经常超越今文经的范畴，超越现存制度与价值观。关于前者，他遵从既被接受的社会与道德价值，以及注视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改制考》与《大同书》并不相互抵消，而是代表同一思想中的两个层次。
这一段话足以化解认为康氏思想矛盾者的疑团。
公权先生撰写此书，每能作广泛的比较研究，即把康氏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观察，因而常见微知著。例如他首发康有为深受陆九渊与王守仁的影响；又例如他首先指出，康著《物质救国论》实已发陈独秀、吴稚晖等人的先声；又如他在述论康氏经济改革的主张时，涉及现代化的成败问题，并旁及明治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又如他推演康氏大同学说时，与世界上其他的乌托邦理论比而观之，因而肯定康氏是一世界级的乌托邦建造者。类此，展示了一种精辟的“宏观”。
精辟的“宏观”之外，还有细致的“微观”。在纵横的议论中，未曾忽略必要的考证，诸如《大同书》成书的年代，康有为与廖平的纠葛，以及康氏是否真正的儒者，对宗教的看法，都能推见至隐，不偏不倚，作持平的解说。
公权先生论述的重点在康有为的思想，然于康氏的性格与情怀，落墨无多，而神貌自显。当我们终卷之后，康氏那种欲与孔子比高的狂态，那种乐利自信的心胸，跃浮脑际，久久难忘。同时也使人们感叹，康氏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多“不幸而言中”，也令人赞叹康氏对现代化以及工业化的见解并未过时，反而更加真切。例如康氏一再强调译书与派遣留学生的重要，以及政治改良与经济成功的密切关系。他也见及工业化会导致世界化，因而在大同到来之前，工业化须不失为中国，也就是“中国式的工业化”。类此识见，可谓与时俱新。长久以来，国人视康有为“反动”，因其反革命，但革命未及一世纪，终发觉必须回头走改革的路。改革之路，也就是康有为曾经指出的道路。萧氏此书提供了康氏道路的全图。
六
萧公权先生在美国著名大学执教19年，退休后又在西雅图市居住了13年，对美国学界，尤其是中国研究方面，有极为深入的了解。中国研究旧称“汉学”(Sinology)，二战以前的旧汉学家大都不是学界中人，有很多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研究中国随兴之所至，无论历史、文学、语文、哲学、艺术等等，没有学科的限制。二战以后，汉学逐步在西方校园扎根与发展。中国被作为世界上诸多区域之一来研究。中国成为区域研究，往往“闭关自守”，关起门来耕耘，而西方主流派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也少与中国研究沟通，因即以公权先生之见，西方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号称有普及性，实际上也不过是美国学和欧洲学的区域研究。同时由于中国研究的学院化，自然而然导致学科化，新的汉学家必须要有学科训练，诸如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等，分属各种不同的科系，亦因而造成学科间的隔阂。公权先生弟子牟复礼教授即曾力主“汉学的完整性”(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任何文化必须研究其整体，非从各方面整合研究不能理解整个文化，各种学科代表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各与整体研究有关，然没有任何一科可以提供全面。相比之下，旧时代的汉学家因为没有科系的包袱，反而更能顾及整体与全面。公权先生以为，今之学者固不能不要专业，却不应不尝试科际间的整合，从别的学科中获致方法与概念上的启发，以充实自己的学问，才能完成中国研究的完整性。至今中国研究的科际整合以及与西方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间的交流与整合，仍然是迫切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