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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先生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肯定了晚清帝政对中国乡村控制的实况，并不如一般人所认为村落间组织系自治性的社区，由社区民众自理。事实上，太多的乡村穷困得根本无法自组任何结社。同时也忽略了农民生活的乡村与帝政控制的乡村之分，前者是自发的，而后者则是政府主使的。此一疏忽导致误将政府行动视作乡村自发。公权先生的研究显示，极大部分的乡村以及复杂的地方组织，皆由政府设立。而这些政府部署，从长远看，对帝国与乡民两蒙其害。此一发现更加澄清了帝政的性格，以及晚清的历史变化。
中国的帝王们无疑以控制亿万人居住的乡村为要务，一般的官吏与军队虽不可缺，却不足以应付乡村控制之需。清朝的州县级官员不过1500人，远不能监控帝国中无数的乡村；军队可以用来平乱，但无力担任日常巡警的任务。是以列朝帝王自然要把控制推广到县以下，以及用武力以外的方式，于是次级行政控制应运而生，且日趋完善，至清朝由极盛再趋衰败。
公权先生的研究告诉我们，满清政府对乡村的控制相当严密。最直接的还是保甲制度，统治者知道，若有持续的饥荒，农民会铤而走险，甚至可以造成推翻朝廷的暴乱。保甲可起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保甲的好处可使乡民相互监视而不必动用大量的政府力量。住在乡村的甲长负责登记乡民的行踪，以及向衙门报告各类犯罪实况。所有居民都有向甲长打报告的义务，不遵守者与罪犯同罪。乡民被迫自我监视，既为了保护自己，更为了整个帝国的安全。当然不仅仅保甲，清皇朝一如历代帝王深知乡村税役对整体财政的重要性，于是又有了帮助税吏征收的里甲制度，以及帮助农民缴税与消灾的社仓。里甲和社仓实可被视为对乡村作经济监控的工具。此外，还有各种意识形态控制，例如以程朱理学所强调的纲常，来普及忠君爱国的想法。对乡民思想控制最重要的办法是乡约制度，始于顺治八年。另一种思想控制是取自儒家的敬老观念，年长者较稳重，不太会造反，而敬老的人亦不易成为叛徒。帝国政府自然用各种办法来鼓励敬老。另外还有科举学校也可资思想控制之用，政府可经乡间学校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自顺治八年起，清廷规定每一乡村都需设有“社学”，政府于是在政治、经济与思想三方面对群众作了控制。
公权先生指出，整个控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当地人来做监控，或即因此有人误会中华帝国下的乡村享有自治。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印象亦不正确。整个监控系统由上而下，经由地方政府，下达乡村中每一个人。如此庞大的帝国控制，显然支撑了200余年的满清统治。但自上而下的集权统治实亦松动了帝国的基业。任何集权政体但求安定而忽略了群众生活的改进与参与，以致于变得十分被动，听天由命，似于统治者无害，但当帝国控制最后失控时，被动的乡民不仅没有能力为政府效劳，而且无从抗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欺凌，以致于不信任和恐惧官府。至此帝国控制便有了反弹。更糟糕的是，当农民无从改善悲惨境遇，无力面对灾难，乡村日益穷困时，终于揭竿而起，发生动乱。不过公权先生发现，所谓农民起义实非由农民主动，每由不得意的士人或“劣绅”所领导，农民在农民运动中主要是提供人力。领导不佳的起义多半失败，而大起义的激越并不能永久改变农民心态。即使比较成功的起义，如太平天国时期，一旦稍趋平静，农民又回复到被动以及小心翼翼的本质。长毛统治下的农民，同样被动无助。足见像太平天国这样规模的大动乱，都无法消除帝国控制的后遗症。所以公权先生的结论是：传统中国乡村不存在任何性质的自治政府。
《中国乡村》这部巨著于1960年问世以后，佳评如潮，有人谓此书代表史学界罕见的成熟，亦有人认为乃韦伯(Max Weber)出版论述中国社会宗教之书后的最重要作品，更有人建议应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之必读书。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史金纳(G．William Skinner)申言人类学家有此一册在手，始可信而有征地分析中国，并进而作各种“跨越文化的尝试”(cross-cultural tests)。史氏名作《中国乡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显然自萧著中吸取大量的灵感与养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即于同年以第三届人文学术奖(奖金1万美元)赠萧公权先生，誉为“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肯定早年所著《政治多元论》，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great originality conceptualization)，称道公权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不愧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东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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